“80后”的诗歌创作及其历史境遇的文化阐释
□ 陈亮
摘 要:
从“80后”的诗歌文本入手，结合其历史境遇进行阐释。在文学层面：切入当代，追求诗的时代活力的写作向度；在美学层面：继续沉溺于后现代，用个人化了的“反崇高”和“冷抒情”呈现其审美趣味；在生命学层面：通过体验主体生命与客观世界的关联，唤醒自我的本真和精神的自明；在社会学层面：恐惧和希望的折叠，构成了一种存在的自卫机制。
“80后”这一概念肇始于诗坛，当时是泛指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歌写作群体。“80后”的诗人大多出没于民刊和网络。“80后”的概念逐渐被认同，是在2002年以后，而更多的人认识“80后”，是商业炒作出来的一批“80后”的小说作者，此催生物的漫漶，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人言言殊的“80后现象”。
“80后”是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其网络环境下的阅读与写作构成了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景观。当“80后现象”成了社会成员的疑虑点，产生的社会评议具有多义性时，学界对整个“80后”的研究是滞后的，对“80后”的文学更是如此，诗歌尤胜。继“80后”的“打工诗人”郑小琼获人民文学奖之后，2007年岁末，山西出版集团新作文杂志社推出了《中国80后诗歌写作报告》，《80后诗歌档案》在历经四年“磨难”后也于2008年1月出版面市，以“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这样夸张的标签，期许“档案”以文学史的意义。2008年3月，《80后诗人备忘录》（词条），在新浪读书、搜狐读书、读书网等网站发布，广受关注。可以说，近年来“80后”诗人们不断对自己的创作背景、生存现状及作品给予思考、交流、梳理和定义（包括身份指认），为“80后”诗人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在场证据，从而使他们成为“这个时代值得阅读和注目的诗人群体”。①
本文试图从“80后”的诗歌文本入手，结合其历史境遇做一份理解和说明，通过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一文学批评模式，达到对话与沟通的认知可能。
一、文学层面：切入当代，追求诗的时代活力的写作向度
20世纪末到在21世纪初的这几年，网络诗歌蓬勃发展，各地民刊各领风骚，诗坛极其喧哗与活跃。生活在修正人们的文学观念。生活之流浸淫中的生存状态是一代人的历史境遇，而历史境遇既是身后的背景，又是手边的生活，在这个场域中“80后”诗人的脱颖而出，偶然中存在着必然。“80后”诗歌创作的文学价值更多地显示在他们的写作姿态和诗歌行为上，“推杆进洞”的愿景使他们急切地出场。他们以“我的”主观视角看“窗外”：
清晨拉开窗帘（其实是一件上衣）/我打量外面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垃圾场）/一个孤独的女人（其实是拾垃圾的老妇）/仰头望天（其实是打哈欠）/鸟儿在不远处歌唱（其实吵得我心烦）/白云躲进了天堂（其实是因为阴天）/世界如此静谧（其实噪音不断）/此刻我心如止水（其实是头昏脑胀）/（阿斐：《窗外的风景》）
在这样的“风景”中，“朋友告诉我/我变了/是变了/面目全非/群众的眼神已经异样//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阿斐：《众口铄金》）作者的生存状态在诗中暴露无疑，作品所宣泄出来的意识是诚实的。万物以“我”而存在，“我们写我们”是“80后”的写作立场，新生力量可以领先吗？孙文波说，一代诗人有一代诗人的任务，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任务，就是在拒绝“诗意”的词语中找到并给予它们“诗意”。②“80后”的诗人们在拒绝“诗意”中走得更远。包括词汇的来源，隐喻的使用，以及句法和语气都脱离了或部分脱离了上一代优秀文本的影响（这种“脱离”有时表现为“倒转”）。当年13岁的顾诚在黄河边写下：“睡吧！合上眼睛/世界就与我无关（《生命幻想曲》）”而今“80后”则说：“闭上眼睛/世界照样和你有关/睁开眼/你就能看到你怀疑的一切/（春树：《蝇王》）”切入当代，追求诗的时代活力，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被意识形态化和类型化是“80后”的诗歌追求，他们的经验方式、言说技艺已很少带有青春的天真烂漫，只有现实与现实的残酷。“我们要干掉你们/我们扣动扳机的手势/像闪着太阳光芒的图腾一样，我们没有枪”（丁成：《血迹》）在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提取历史的细节、时代的真相，那些痛的无言，恶的隐匿，那些含混的、尴尬的、荒诞的喜剧在诗歌内部一一打开，思想、形式、技艺、关怀，彼此激活。一切既有的社会界线都将遭到颠覆，与此同时，语言、文本、叙事、结构又皆逃不脱历史的境遇，雷·韦勒克、奥·沃伦说过：“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作用在任何顺理成章的论述中，都必定是相互关联的。……同样也可以这么说，物体的本质是由它的功用而定的：它作什么用，它就是什么”。③
“80后”诗歌的写作向度是明显的，与以往诗歌抒一己之情，发国家民族之怀不同，他们不再采用传统的情感吟唱方式，抛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普遍方式而直接进入对象，进入当下。有怎样的时代，就有怎样的诗歌。因为网络，文学变得更自由、更个人、似乎也更容易了。问题是这些诗歌与时代在意义视阈的融合是否可能？用“80后”的话说：“世界上永远有这样一种人，面对世界微笑，背对世界流泪，不因为世界的黑暗而拒绝微笑。还有一种人恰好相反，面对世界流泪，背对世界微笑，不因为世界的微笑，而拒绝黑暗。”④这就是“80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歌的关系，以及对此的认识。网络写作已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冲击和变化，但不管是来自网络还是来自传统纸媒，不管是怎样的文学形式和形态，真正可以经历读者、经历时间的淘洗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形上意味又激荡形下生活；既有个性魅力又有独特思考的作品。
二、美学层面：继续沉溺于后现代，用个人化了的“反崇高”和“冷抒情”呈现其审美趣味
钟嵘认为在文学作品形式中，最具有表现力的是诗歌，所谓“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然而由于作者的个人环境、修养、个性各不相同，诗歌创作往往呈现出纷繁庞杂的气象，从“朦胧诗”的“书面语写作”到“后朦胧诗”或曰“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诗歌在风格、趣味上日益发展为多元、丰富、驳杂。“80后”一部分人坚持、延续了“口语写作”，一部分人实践着“书面语”与“口语”相结合的“混合写作”，另一些人则滑入了“口水诗”的泥浆。社会文化的格局为诗歌写作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不同的诗人、不同的诗歌群体之间，在诗学观念上存在的对立；在审美情感上存在的分岐；在思想含量上存在的高低已不足为奇。各自的价值追求导致语言风格、表现手段、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的“自成一家”。然而一个共同点是：“80后”在诗歌创作中大多用“崇低”与“审丑”来抵抗“前驱”们的“崇高”和“审美”，力图走出被前辈诗人的光荣笼罩的“阴影”，破除“影响的焦虑”，向“去精英化”——“祛魅”靠拢。阿斐的《以垃圾的名义》便是一例：
世间最肮脏的一分子，我以垃圾的名义宣誓：/从此脱离优雅、崇高、理想、奋斗/脱离所有羁绊，以垃圾的形状、垃圾的呼吸、垃圾的头脑/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以蛆虫为伴，以肮脏为荣，以死亡为终极目标/以垃圾的名义，取消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孩子/任由你们皱眉、捂鼻、吐痰，像害怕死亡一样远离我们/……
他们“扬起讽刺的嘴角”，在“无意义的助词里经受殒亡”，⑤继续沉溺于后现代的反传统、反艺术、反权威、反语言，用个人化了的“反崇高”和“冷抒情”呈现其审美趣味。语言的自述功能和隐喻功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一方面语言是掠过事物表面的阵风，只是吹拂了事物，如萨特判定的那样，另一方面一但语言经过多重转换后对事物进行深入的介入，就有可能因语言的狂欢造成对事物的修改，而事物在语言中的真实，只是语言的“真实”。诗歌是一种节制的语言，需要有能力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故“塞”得太满的诗就不能说是一首好诗。“零度写作”是写作技艺的进步，它考验着作者与读者的智力，感情太直白外露的诗在今天的美学理念中往往不能称为上品。“80后”的诗坛诗派林立，泥沙俱下，像打开的搜索引擎，一时有用没用、好坏不分地一齐冒了出来。他们有个性，也有自己的偏执，“流着泪水，却不小心吓着了人”（三米深：《鬼》）。
网络写作比的是“速度”和“厚度”，它的快餐化、口水化、狭隘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当下社会语言中最具活力的草根口语和新潮网络语入诗，是探险也是冒险，如何不被挟裹，在吸纳的同时懂得抵御，在对生活感受的升华与提纯中表达更为本质的经验，贡献更为优质的文本，是谓审美的理想境界。尺度的丧失是解放也是困顿。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有标准的，无论发表在纸媒上还是发表在网络上，好诗与坏诗，真诗与假诗，能读的诗与无法卒读的诗都是存在的，而对其的判断、甄别、选择便是“标准”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不会死，诗歌不会死，只有发展着的标准，变化着的样式，符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创新与审美。关键是能在一代人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呈现到场并扎下根的文学。我们有幸看到“80后”中有人正这样努力着，他们用表面的玩世不恭来真诚、严肃地面对诗歌。
三、生命学层面：通过体验主体生命与客观世界的关联，唤醒自我的本真和精神的自明
诗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这分体验表现为对生命的反思（reflection）。生命在满足中自有它的缺憾，对生命的爱与怕是生命的悖论，而现代诗学的基石便是生命。当一个诗人以诗歌印证其命运时，相信他/她已有了对生命的思考和体悟，对诗歌的热爱并非毫无方向。由精神漂泊中的对自我生命的抚摩，“80后”诗人发出这样的青春呼啸：
我不想假惺惺地写诗和生活/像个成年人一样/我再也编不出那么好的故事/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找遍了世界/还是没有相遇/因为他的逃跑/我在雨里追赶/摔了一跤/我说好了，小兔子/就这样好了/我摔掉了伟大的情操/也丢失了关于胜利的想象/成长就是这样拖着满身泥垢/一无所有地回家（何晴：《成长》）
成长就是被疼痛劈开，就是通过体验主体生命与客观世界的关联，唤醒自我的本真和精神的自明。“当下出生，当下灭尽”⑥的决绝，揭示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而李成恩的《汴河，外婆》，让我们意外地发现艾青《大偃河，我的保姆》中一咏三叹的因子：
汴河，我故乡的亲人有的死了有的还健在/他们的灵魂在汴河里，有时水流很急，有时又停下来/我每一次回故乡，汴河里都浮起我的面影/有时清晰，有时极为模糊//……汴河，你是外婆的河流，也是我的河流/外婆老了，我却走了。汴河你收藏了我的身影/为何不挽留我的青春？我是汴河的游子/我是汴河里漂向下游的一截断枝/只有在外婆明亮的双眼里，我哀伤的思念/才是明亮的。汴河没有哀伤/汴河是明亮的汴河，像我依然健朗的外婆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条河流，把诗歌放到具体的生命语境里，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里去探究、辨析、解读，才可能做到深刻而全面。与现代诗人相比，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80后”，他们的情感世界、内心生活变得不再昂扬，诗歌边界也显得模糊。源于网络的“80后”诗歌更多、更直接的是倾诉个人的心理情绪，凸显个人化特性，在心理抗衡中达到自身成长的某种平衡。他们有才气，虽然还比较青涩，他们具有艺术潜力，也不缺发展空间。多少次误读（Misreading）的隔阂之后，终会有一次历史的相遇。在当下状态进行时中的诗人如何担待生命，超越现实，以达到精神的敞开和自明，不是一个可以长久悬置的问题。冲动、本能、原欲中的潜意识在狂欢的语言中，是否消弭了精神文化的生命？触目于生命实相的欲望、焦虑、命运、死亡、爱与性，有多少不被残酷、陌生、困窘挤兑？当痛苦渗透到体内（尽管它可能是青春的，是莫名的），人已无法逃开与客观世界紧密关联的历史境遇，能做的就是在历史境遇中保留一份历史警觉。当写作是本身的要求时，“生命的写作”开始了，技巧已不重要，甚至是要被摒弃的东西。
被誉为“80后最具有潜力的诗人”董非，其著名诗句：“时光的砂轮打磨着我褪色的青春/物质的传送带又把我从黎明运送至黑夜”，唱出了这代人的“悲欢青春”。他们在现代化的阵痛中，逐步成熟起来，在经历社会变迁的冲击和无所适从的苦痛后，收拾起破碎的自我，蛰伏于隐秘的生命迹象，逐渐开发其写作的宽度和深度。如果生命“就像那个崩裂的水桶，没有水，也没有月亮。”⑦谁还会写诗呢？
四、社会学层面：恐惧和希望的折叠，构成了一种存在的自卫机制
作为“80后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80后”诗歌为我们带来了文化的挑战、现实的挑战。面对生活的芒刺，背叛、反抗、思想、追问或许已超越了“诗歌”本身。叛逆的春树拿愤怒来“抒情”，让人看到了青春疼痛的尖锐：“因为这个社会把我逼疯了/我身上有气却撒不出来/……我丧失了力量/空留敏感/（《有病、神经病——献给T》）愤怒是被伤害后的自卫。崔澍在《卖脸》中反讽：
先生您要脸吗/小姐您要脸吗/大叔大伯大婶大妈/您要脸吗/五毛一张一张五毛/卖脸啦//卖脸的孩子批发了无数张脸/走街串巷吆喝叫卖/贫穷的孩子饿着肚子背着脸/见到每个人都问您要脸吗/每个人都摇摇头说我不要脸/这令买脸的孩子非常沮丧//……
“脸”，一种生动的社会喻象，“卖脸”，带有“后工业时代”的悲剧意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遭破坏，普遍的文化认同已不复存在，冲突、抗拒、解构必然而然。在希望的“褶皱”里隐藏着恐惧，恐惧和希望的折叠，构成了一种存在的自卫机制。
在南方，一群普通的打工者用文字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用诗的方式思考他们的处境，那些“有痛就叫出来”的“打工诗歌”，有着鲜明、质朴和粗糙的质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民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漂泊于城市的钢筋水泥，“跟随打桩机的节奏颤栗，我经过工地/大地把它疼痛与颤抖传给我，从脚到头/从肉体到灵魂，我颤抖不停”这是被称为“用诗歌推销车刀的”“打工诗人”郑小琼《颤抖》里的句子。近两三年，郑小琼因多种文学奖项的获得，各类文学会议的邀请，被推为省一级的人大代表，而成为一个“社会符号”，一个“寓言”。但无论今日的郑小琼怎样“光鲜”，“打工”终究是一个沧桑的词，“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读作陷阱/我听见的打工，一个衣冠不整的人/背着蛇皮袋子和匆匆夜色，行走，或者/像我的兄长描写的那样/‘小心翼翼，片片切开/加两滴鲜血、三钱泪水、四勺失眠’/我见到的打工，是一个错别字……”（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工深感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的分配不公，经济需求的挤压使民工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身陷其中的“打工诗人”通过凝视、叩问的诗性的表达，企图打捞自己，寻找答案和出路，找回“人”，并以此“自卫”。打工生活的卑微、无情可见一斑：
大厦是本地人的/轿车是有钱人的/加班加点的青春是卖给老板的/血汗换来的955元----/250是房东的/300是儿子上学的/150是菜市场里肉菜贩子的/……幸好父母早已仙逝/不再需要钱花/要不然我就不孝了/但我还是很幸运/——老婆暂时还是自己的/（唐以洪：《老婆暂时还是自己的》）
诗歌反映出作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时代精神的一般特征：迷茫与孤独，压抑与落魄，无奈与疲惫，麻木与屈辱。没有精美的文字，文化批判的穿透力也并不悦人悦己。“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更多的是社会学上的意义，而非纯粹的文学意义。
综观整个“80后”诗歌地貌，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状况。网络的“零进入门槛”，使写作的交流场所相对平等、自由、开放，思想观念的碰撞无所禁忌。需要指出的是：“80后”的写作尚未真正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阈，批评的缺席对诗歌生态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圈内的“诗人批评”本是一件好事，从目前的情况看却难免不带有宗派的情绪化嫌疑，随波逐流的跟风创作也值得警惕。“80后”的诗歌并非无可挑剔，但其力量与激情正在获得广泛的阅读影响。作为中国诗坛的新锐，“我骑马冲锋/酒后弹奏万里河山”（丁成：《边》）的豪情是值得期待的，在诗歌的背后，希望能够看到一代人自强、独立、向上的品质，热血、才情、思想的辉煌。当然，“80后”诗歌和诗人可能的未来要看“80后”集体的造化和努力。时至今日，可与前辈诗人“平等对话”的有效文本尚未浮出水面，而浮躁的诗坛也有重“运动”不重文本的现象存在。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以平和的心态、发展的眼光看待“80后”，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也不可以是“跨掉的一代”。
网上流传着一段话：“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当我们没结婚的时候，围城很坚固；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满城尽是婚外恋……”这就是“80后”的幸与不幸。他们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忍受着褊狭的应试教育，感受着开放的互联网带来的丰富资讯、时尚观念，他们的自由胶着着孤独，而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是另一篇论文的任务），兄弟姐妹手足情的缺乏，使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加自我、自私、封闭与叛逆、乖戾。他们的上一代——父母、老师、领导，大多为50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沉浮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也是矛盾的结合体。因此，对“80后”的养育、教育、管理都显得心理准备不够，思想、立场的代际冲突不时爆发。成人社会对“80后”深感不易教育，不知如何教育，乃毋庸违忌的事实。
“80后”需要怎样的“教育”？“早期”的“80后”今天已是30岁的成年人，“晚期”的“80后”也已是大三大四的学生了，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反哺”作用已愈来愈明显，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将愈来愈大，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差异性”。他们逃离成人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规范、束缚，从生活方式到精神世界全面拒绝⑧，他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宽容、理解、信任，需要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在反叛中创造社会，在差异中适应社会，在学习、创造、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个体的生长，他们更需要的是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求全责备的训导。将诗歌写作建立在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上，是诗歌的自觉，是诗歌的价值意蕴之所在；将“80后”置于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中考察，是批评的自觉，是批评的价值意蕴之所在。感谢网络，“80后”的青春有诗为证。
本文原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2期（总第138期）
作者简介：陈亮（1963年—），女，广东潮州人。现为浙江省团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文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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