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关于云南诗歌
如果仅仅从汉语言文学的角度，观照作为边陲地区的云南，其文化底蕴其实并不深厚。但眼下，中国的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事实：红土高原，已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大陆诗歌创作的中心地带了。
有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云南地域人文景观殊胜，譬如“十里不同天”，譬如“民歌各成调”，虽也能圆其说，但此类论断，总让人感觉不够通透灵动——毕竟，诗歌乃语言文学之精萃，有毓秀山川，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营养，故然可算“地杰”，但“人”若不“灵”，恐怕也难融会而成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自1985-2005这二十年间，不管是有的放矢还是率性而为，云南的诗歌创作能够从“边缘”起步形成“中心”，我们都不能不对下面这些名字满怀尊敬和感激——
米思及、李霁宇、于坚、邹昆凌、沈骏康、费嘉、彭国梁、刘扬、张稼文、韩旭、海男、雷平阳、鲁诺迪基、王坤红、艾泥、贾薇、倪涛、朱霄华（危城）、何松、李森、哥布、蔡晓龄、陈衍强、倪勤、鲁布革、李成翰、李贵明、唐果……
当然还有更多，诸如老一辈的晓雪、周良沛和张长等等，但我们此番回顾，更关注的是近20年来茁壮成长并迅速占领了某种“制高点”的云南本土诗歌创作群体。
或许，这是一个被流放的群体，他们被自己浓得再也化不开去的故乡情结和对诗歌诚挚的热爱所流放，当“朦胧”消退之后，他们的眼前突然呈现高蓝的天空，这无疑使得他们更加纯粹，无论心灵抑或文字，从他们的笔端流露出来的，乃是无遮无碍的真性情和真面目，于是他们接近了诗歌的本质：人性的复归与张扬。
又或许，这只是我们作为一家报纸副报的“大滇视野”，不够宽广也不够深邃，但综观1985-2005这二十年以来中国大陆诗歌创作及其发展的历程，再比对此间的云南诗歌原创，我们就不能不回顾和沉思——或者感激这片神奇的土地，或者铭记这段光荣的历史。
回顾，是为展望。展望未来，我们脚踏实地。（姚霏）
B、点评
一、于坚的诗
在这个日益光滑的世界，于坚的诗歌是少有的粗砺言辞之一。他的诗，经常以“非诗”的方式出现，经常通过对现成美学秩序的反动来敞开诗歌写作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从语言的另一端进入诗歌世界的人，是一个站在诗歌反面的美学异端，但他简朴而百无禁忌的写作，的确重新唤起了我们对存在和事物的挚爱。他的作品有着诗人性情的天真流露，并将接续传统的情怀和风尘仆仆的个人魅力结合得完美无缺，他的语言，也因挣脱了底层的土气而获得真正的诗性光辉。于坚的写作提醒我们，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
于坚的“口语化诗歌”，叙述力强劲，内部厚实，哲学、生活在其诗中极为常见——主张回归自然，但没有江南的美景，也没有像高山的雄伟和落日的壮阔一样，把诗歌写得“有声有色”，所谓的建筑美、绘画美和音乐美的“三美”主张被他所骈弃。“粗俗”的词语，淡淡的诗意，简单而和谐……作为口语派的主要代表，于坚的诗歌影响着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诗人。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认为，煌煌五卷的《于坚集》堪称这个贫乏时代的杰作，于坚的存在将变得尖锐而坚不可摧。（点评：姚霏）
二、雷平阳的诗
寻找雷平阳写作的根，我认为是源于他对故乡的文化、生命和丑陋的本真认识。这样的认识，没有颜色，没有多余的思考，因而就没有了固有的牵强。雷平阳有着狭隘而偏执的爱。他独爱他的云南省，他的昭通市，他的土城乡。当青春和悲悯都耗尽的时候，他只爱他的亲人。这是怎样深刻的一种情感体验？这又是怎样真实、广泛的一种情感体验！作为诗人，他虽刻意不作大声疾呼状，但诗人的痴情与宗教般的圣洁之心，诗人心中最脆弱和最美好的东西，其操危虑患之切，从《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这首在2005年引发了激烈争论的诗作中不难体会：文学的背后，其实就是生命存在的问题。他的另一首《秋风辞》，则以质朴、平实的语言，融合经验与智慧，展示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李少君表示，雷平阳像一个地质勘探者，有片断式的纪录片风格，但内在有一种深沉的生命感，始终在追溯民族地理在某个特定文化时空的历史意义。他认为，雷平阳的诗对具体细节非常执拗，观察入微，其乡土性也并非传统的乡土性，而是非常具有现代意味。
在雷平阳的诗歌语言中，注入了诗人流动的生命感觉：既富有规律又充满张力，既具有独立性又充满着开放性，呈现着诗意的起伏荡漾，具有隐秘的音乐性和实验性。在寻找现代诗歌新形式的创作中，雷平阳从未停止探索和实验。（点评：姚霏）
三、海男的诗
诗人海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中国诗坛建立了自己的影响，作为女性诗歌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海男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语言诡异，在现实与幻觉之间，她更乐于营造一个超现实的语词世界。她的诗歌是对男权主义为中心的读者世界的阅读耐心的一种考验。妖言惑众，海男是个玩弄语词的女巫，语词就像木偶一样被她搞得死去活来，一个无底的沙漏，无数的语词川流而下，下面是一个没有实质的深渊，不指涉任何意义但充满琐碎的不明，依靠非逻辑非理性来营造语言空间，骚首弄姿的语词狂欢。她不是一个迷信灵魂和立场的诗人，她的诗歌惟一的立场就是语词的唯美主义，色欲的，浪漫的，浮游于表面但给人以朦胧深奥的假象。海男的诗歌距离诗歌修辞技巧只有一步之遥，但幸运的是，她这种才能并非习得，而是天生。（点评：于坚）
四、米思及的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红土诗派”刚崛起于中国诗坛时，米思及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字，在云南省独具特色的“红土诗派”的形成及推广进程中意义重大。当是之时，文学从十年桎梏的恶梦中一觉醒来，赫然发现有个人在疾呼“我要用真话武装我的诗句”，他甚至说：“就是山塌了/地裂了/又会隆起新的山/又会有站立人的土地/受伤的火/就会随着我们/登登的舞步跳起来……”从这些严峻而又充满渴望创造的诗句中，我们似乎触摸到了这个叫做米思及的人的那颗赤子赤诚的心。米思及的诗中有横亘的历史感在命运的重压下崛起，却又表现为纯然直觉思维捕捉的形象，洋溢着壮怀激烈的旷达乐观。这位性格内向的思考者，诗风多变，既古典又现代，并不一味追求消极的空无，而是探索由绚丽而入宁静的澄明觉悟。他追求积极的升华和内省的归返真我，给“红土诗”赋予了深沉的历史感和饱含生机的创造热望。其部分诗作淡化理性、回归自然，所表现的，可能是未经文化洗礼的野蛮人或不知文化为何物的庸俗之辈所难以理解的陶醉和礼赞。（点评：姚霏）
五、费嘉的诗
费嘉在70年代——80年代之间确立了他作为云南最优秀诗人之一的牢固地位，一部诗集，够了，就此金盆洗手，写那么多干什么。许多书出版也就消失了，从来没有摆脱纸的命运。过二十年，重新翻开费嘉，依旧才气逼人。费嘉是八十年代那个浪漫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打动过无数青年读者。在９０年代。现代派的诗歌实验把抒情、浪漫打入冷宫，诗歌风气崇尚玩世不恭的所谓后现代语言革命。但诗歌不是各种实验和文学上的走马灯游戏，好诗就是好诗，一首诗就是标在最时髦的后现代旗帜下，如果没有感觉，也等于０。好的诗歌不需要解释，也不害怕被时代抛弃，喧嚣之后，各种文学上的主义、实验注定式威，时代幽暗空虚的感受会重新回到那些不变的、基本的感觉中来，重新发现被时代一度弃置于后院的钻石。一个诗人重要的是他是否曾经写出过那种我称之为基本的诗歌，费嘉会被冷淡，但他总是可以重新归来。（点评：于坚）
六、贾薇的诗
1996年贾薇写过一首诗，名字叫《苔藓》，格式上多少有点拟古的意思，基本全用四字句，其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意象：茂盛的苔藓，它们长在水沟边，长在诗人的窗台下，诗最后说：“四月中旬/有个弟弟/经过我窗前/他说/苔藓苔藓/在你下边”，通读全诗你就会发现，诗人有意在制造词语的歧义，致力让阅读者走进她刻意打造的意义迷宫。
可以在贾薇的许多诗里看见“性”和“性”的隐喻，这构成了贾薇最重要的创作资源。在《掰开苞米》中，“掰开”做为一个性的隐喻反复出现，而“苞米”则具备了具体的肉感，于是，“掰开苞米”这个连贯性的动作，借助于阅读者的生活经验和语词暗示完成了一次互文，获得了某种场景和表达置换的效果。
很可惜，这次置换完成了，诗歌也就跟着结束。类似的情形在她的作品中并不少见。或许是她的另一个画家的身份使她过分耽溺于场面的展现和视觉化部分的效果呈现，而使语言停留在安全的地方，在常识可以触及之处，停留在了人内心幽暗世界的入口处，而再不肯（不敢？不愿？不能？）向前半步。“向上一步，千圣不传”，有的人，一辈子就差了这么一步。
苔藓是个意象，比喻着女人的身体，征兆着诗人内心的繁密和杂乱，多年以来，它腐殖质般的气息挥之不去。（点评：倪涛）
七、樊忠慰的诗
天真而又具有陌生感，炽热而又呈现着事物的本质，赋予梦呓强烈的穿透力，为所有不会飞翔的东西制造翅膀，作为诗歌赤子的吟唱，像一个燃烧的婴儿……
这些都是樊忠慰及其诗歌留给我的印象。他不是什么“苦难的歌者”，而是一个面对世界独自发言的诗人。他笔下的痛，都是他拿得出来的痛；他歌唱的爱，都是他想要的爱。别指望他会为谁代言，也千万不要把某一块土地与他连在一起，如果他愿意，天空里可以长稻谷，大地上可以埋太阳，但他永远也不会在眼睛中私藏世俗的目光。
他至今居住的小城，我亦旅居过5年。山峦高耸，江水流淌，美女如云，仿佛在天上。我之所以执意离开，因为那儿有太多的死胡同里的孤独；他之所以执意守候，大抵是因为那儿是他所找到的最好的了望世界的窗口。（点评：雷平阳）
八、邹昆凌的诗
凡事都充满了好奇，并表现出了狂热的解读欲望，这促成了邹昆凌诗歌的丰富性。邹与邹诗，在我看来，他们起源于同一个子宫，甚至共用了同一条生命。如果谁要想将他们剥离开来，我想，这远比做一例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还要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让他们分开，就等于让他们交出性命。
让我所看见的，把诗歌当成了生活方式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邹昆凌。他不仅仅看见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且，他几乎天天都在写。文艺路28号四楼一间光线很暗的办公室，邹昆凌，总是坐在电脑前，右手敲字，左手摸下巴。敲出的，叙事或纵情，都是诗。
他的诗，我一直觉得是他对身边环境的审视 ，以及环境所带给他的恐惧、焦虑和愉悦。他也写过许多知识和经验性的待歌，但这些远距离的作品，不如前者从我，也不如前者更具生命力。他几乎没有一首让人牢记的诗篇，但他所建造的诗歌城邦，宠大、精美、辉，并且全国因时兴的延长而更具魅力。（点评：雷平阳）
九、倪涛的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空前繁荣，但各省及省以下的各个地块，都充斥着强烈的“沙文主义”。我之所以认识倪涛，就因为他是曲靖的青年诗人之一，而我也有幸是昭通诗人中的一个。有一回，《诗刊》到云南搞了一个“滇东北诗会”，曲靖诗人与昭通诗人在会上唇枪舌战，都想当领袖。兵对兵，将对将，倪涛被派了来与我单挑。这个一嘴射飞刀的家伙，第一个发言，骂我的一首名叫《秋天的情谣》的小诗，我觉得没趣，转身出了会场，找了个小摊，喝啤酒……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就像林冲误入百虎堂，我误入了他开的酒吧。不同的是，他没让人把我拿下，而是怪力乱神地为我调了杯鸡尾酒。
那时就读他的诗，有一首写碑的，我印象深刻。零度，罗兰·巴特，没有想象，符号。在人人都写高原、江水、老鹰和爱情的年代，他让我大吃一惊，也让我知道了观念和方法论的厉害。但我懒得告诉他。后来，大家成了朋友，偶尔提及，他不承认他的嚣张，但每当我说出对他诗歌的印象，他很得意。他就这么一直的得意着，二十年如一日，坚持用“理论”指导实践，不管写什么，冷的，烫的，苦的，甜的，他者的目光，我的解读，一点也不硬编没有依据的句子。有时，写得很凄艳，很软，大抵也是基于他当时的心情，比如写瑞丽江，比如写高黎贡。
我了解诗中的客观所能产生的力量，但我不知道这个姓倪的家伙是否乐于永远为我们献诗。（点评：雷平阳）
十、艾泥的诗
艾泥当年以一首《八匹马》上了坛，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再读着首诗，我仍然能感到诗歌之美的力量，纯净、大气、不由分说，日神式明亮地欢乐着。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几乎整个90年代，这个当年还不叫艾泥的诗人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创作，他从史蒂文斯那里理解如何为平常之物在存在中找到一个专属的位置，通过弗罗斯特去理解深藏于概念之后的诗意，并彻底向大自然的一切创造皈依，至于伟大的惠特曼，他在解放肉体的时候也释放了灵魂。我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博尔赫斯和聂鲁达，他们同属气质神秘的拉丁美洲，同云南一样是世界的“飞地”，这是两个何等不同的人，一个几乎终身跟图书和黑暗为伴，另一个却几乎走遍了世界；他们贡献着看似不同同的诗歌，却共同求证着诗歌的永恒价值，“潘帕斯”跟“马克丘比克丘”一起，成为诗歌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神秘的热爱虚构的游戏的盲人和高贵的激越的古典的外交官，是我们好几年谈论的中心话题。于是就不难理解，新世纪这个已经改了笔名的人通过网络重新亮相的时候，那些褒扬的声音和不知其来历的困惑了——在他和当下活跃的许多网络诗人中间，隔了一个古典的阅读史。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诗人，可惜这些年他写得很少，而诗歌中那种铂金般典雅、华贵的语言特质也正在褪去——希望这是我的误读，或者错觉。（点评：倪涛）
十一、孙世祥的诗
孙世祥，汉族，1969年11月生于云南巧家。昭通师专毕业后，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助理，报社编辑、记者，永善县马楠乡长，云南省国家保密局主任科员。2001年10月6日病逝于昆明，年仅32岁。孙世祥从小在滇东北名山药山下发拉村长大，虽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后历经坎坷，奋发有为，著述丰厚。其主要作品有：《神史》、《乡长》（长篇小说）、《中国的世界战略》、《新孙子兵法》，《横跨世界屋脊》、《回从扬子大江头》、《孙世祥诗文集》、《孙世祥自传》、《百年马楠》等。
孙世祥的一生是一部传奇，农民、学生、教员、臆想中的挖矿者、流浪汉、记者、公务员，一再被下派挂职的小角色；械构成孙世祥生命的材料异常的华美而悲怆：苦难、雄心、坚韧、才华、孤独、死亡。
他的写作几乎都是在沉默中进行，而且像慈航。近千万字的手稿，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政论、无一例外地贯穿着神的使命，理想主义永远布满了文字的天堂。
他死的时候，是他第二次被安排到贫困山区去挂职，地点是永善的马楠山。那时候，他的《百年马楠》刚刚完成。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的场景，在昆华医院，瘦得只剩下了一堆骨架，可他说“我还会以健康的形象出现在你们面前。”几天后，他就走了，32岁。
他死后，他的作品才非常有限地出现在两家文学刊物上。一年后，他的弟弟孙世美，卖了昆明的住房，自费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神史》。我不想对他的诗作进行任何评价，基于崇敬。（点评：雷平阳）
十二、哥布的诗
哥布的灵感来自哈尼族生活世界的历史和传统中，这是一个民族圣者。别大惊小怪，在这个庸碌的时代，这个诗歌穷人确当得起他自己民族的诗歌圣灵的尊称。在云南，我以为没有比哥布能够更深地扎根于民族生活并通过朴素抵达精神世界之神秘山顶的少数民族诗人了。少数，对于哥布来说，指的是他的诗歌质量而不是他所属的民族。哥布在青年时代已经写出了那些将要超越时间的诗歌，今天他依然在探索。我在最近的春天遇到他，我的诗歌兄弟，我所热爱的少数男子之一，告诉我，他正在把哈尼族语言（一种古老的大地上的原始语言）的内在节奏通过汉语表达出来，幽暗的时刻，无数汽车正闪着光在我们旁边川流而过。（点评：于坚）
十三、鲁若迪基的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追求，是诗歌的内在品质，还是诗歌在当下的接受喝彩。
许多年来，云南有关少数民族的诗歌就离不开三个词：美丽、神奇、丰富，视觉性的、修辞性的三个词，准备概括这个离奇世界的审美特征。
可是且慢——“一个老人在手上吐了口唾沫/拿起镰刀/走进田里/远远地/就那么闪了一下”——这个叫鲁若迪基的诗人，他想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生命瞬间，他想用诗歌这种庄严肃穆的方式告诉我们： 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不是可以被审美找到？
许多年我们的诗歌都被“大词”控制，大词是抽象的、不及物的、试图一句顶十来句的，大词的写作者也许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贴着骨头的、从人类共同生存经验中提炼的、只属于某人自己的记录。
在读这位诗人的作品时，我特别想知道：是汉语的思维让他把诗歌写成这个样子，还是那种只属于普米族的表达方式和比喻成就了这些诗歌？
或许就是这个样子——鲁若迪基不止一次说过：他是为普米族写作，这是他的宿命。作为一个遥远的汉族，我不知道什么叫普米族的写作，但我知道，对于这个诗人，大地上的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形式化的载体，不管是诗歌，还是走向内心真正诗歌的过程。（点评：倪涛）
C、概述
历经嬗变
云南诗歌一路走来
红土诗派·米思及·《滇池》
云南这块边陲之地，从上世纪70年代后开始，一度远离当时中国诗歌再造性革命（我找不到更好的词）的中心，更多地处于一个接受者、模仿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回顾这一时期的云南诗歌，不能不首先提到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滇池》文学杂志和诗歌编辑米思及。这本如今仍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杂志，曾经是那一代云南文学青年的“延安”。我有个朋友的哥哥，70年代后期就读于曲靖师范专科学校，爱穿花衣服、喇叭裤，爱留长头发，拉不太成调的小提琴，80年代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在《滇池》上发表了几首诗，一时成为许多少男少女崇拜的对象，也可见当时在《滇池》发表诗歌是一件并不十分容易的事情——当然前提是那是一个视诗歌为神圣之物的时代。说起米思及，我跟他打的交道不多，毕竟他是老师是前辈，70年代就在创作地下诗歌，当时已经成名；只记得1991年首届“滇东北诗会”，米老师以贵宾身份出席，长发垂肩，温文尔雅，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拍着青年诗人艾泥的肩膀说：一棵小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这句话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它的背景是：那个时代，很少有学习写诗的青年没有得到过来自《滇池》、来自米思及等老师的帮助和关心，那是一个单纯的年代。米思及1981、1988、1999年推出三本诗集，2004年下半年又出版了诗集《黄色·蓝色·红色》，他同时也是云南“红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我很难说清“红土诗”的定义，在《黄色·蓝色·红色》的“跋”中，米思及有这样几句话：“生命的激情，心灵的企盼总是不满原来漂流的河床和道路，总向往追求新的前途，当发现或探索到一个更为广阔丰厚、美丽自由的天地时，新的旗帜、流派就诞生了——红土诗派的出现以及消隐都是因为这样的规律。”在我的理解，当年“红土诗派”是以区域性的文学杂志为核心、以一些对故乡、土地等具象事物有相似理解的诗人为代表、以风情和风物为主要抒写对象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除了米思及，还应该有高文翔、张永刚等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主流”色彩也就必然更浓厚一些。
泛高原诗·文学社团
同一时期云南诗歌还有另外几条发展路径，一条路径主要通向大专院校，一条通往民间诗社，还有一条通往大量的工矿企业。当时以昆明为主的大专院校涌现了众多的校园文学社团，很多社团都有自己的社刊，其中著名者有号称“中国五大校园文学社团”之一的云大“银杏文学社”、云师大的“奔流”和“一多”文学社、原云南财贸学院的“足迹”文学社、昆明大学的“星索”文学社等，有一定影响的校园诗人比比皆是：于坚、费嘉、张稼文、张慈、韩旭、甘霞东、何松、危城（即朱霄华）、胡涂、熊禹等。以我最熟悉的《银杏》为例，2005年在一次接受《春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于坚这样说：继晓雪、米思及等老一代诗人之后，银杏文学社群体作品形成了“泛高原诗”，突破了“高原诗”的局限，把云南“高原诗”的影响力推向极致，为80年代前期的中国诗坛吹送了一股清新、舒展、硬朗的诗风，在云南文化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时，自费办刊和社团诗刊也在传递着自己的诗歌主张，如1985年由诗人彭国粱、刘扬等创办的《黄昏主义》诗刊、当时在昭通盐津的雷平阳1986年创办主编的《山里人》诗刊和1987年创办主编的《大家》诗报、刘克、林夏等在大理创办的《下关风》等，如果说校园诗歌轻舞飞扬、青春灵动，那这些诗刊则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深沉厚朴的特点，这与诗人们离现实生活更近、更多地感受到生命重压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不能不提的还有当时一些大中型厂矿里青年工人们自己组建的文学社，如曲靖东山煤矿的“地火”、宣威磷肥厂的“松涛”以及马龙高峰机械厂的文学社等等，虽然在我看来这些文学社里几乎没有诞生什么重要的诗歌作品，但这些出自基层的创作，却是云南诗歌不可缺少的宽阔、结实的背景。在这些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纯粹一个人写作的诗人，如著名的哈尼族诗人哥布，有人这样评价他：上帝给了他一只笔，我再加上一句：摇动这只笔的口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几个诗人·几个名字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要谈论云南诗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避开一个诗人的名字，这个诗人就是于坚。
我第一次看见于坚是1986年秋天，在云南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于坚来作诗歌讲座，说昆明话，用昆明话读自己的诗，许多人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我一直记得他一首诗中的句子：“在高山上人是孤独的，只有平地上才挤满炊烟。”那是一个光亮的黄昏，教室里几百双热切的眼睛。从这时开始，对于坚诗歌的阅读就成为我自己诗歌阅读中一个固定的部分。1986年发表于《诗刊》的〈尚义街6号》、《罗家生》等，明白昭示了于坚的民间立场和“口语”的表达方式，平凡事物中的诗意也成为于坚始终致力的诗歌核心之一；同一时期，于坚还创作了大量以云南的高山峡谷、河流村庄为写作对象的诗歌，同样面对这个高原，于坚却完全抛弃了简单表面的“美丽神奇丰富”，代之以纯个人性的解读，使习见的事物变得陌生；大量的反讽、隐喻和转喻使语言的能指大大超过所指，对总体语言的颠覆性使用、拿政治话语进行的正话反说、口语的文学化改写等使他的诗歌文本充满多义性和繁复性，彻底拒绝了一次性的、快餐式的阅读，而导向了追寻真相的方向。进入1990年代以后，于坚诗歌全面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以《零档案》、《事件》等为代表的诗歌写作，清理着蒙蔽诗歌的语言之积尘，以戏剧性的方式对生命的体验进行戏仿，以看似暴力的方式到达了平静和平衡，诗歌的反逻辑和散文的逻辑状态奇妙地在同一个文本中互为表里，互相冲刷。在另一个方向，因为行踪的扩大，他开始关注人的共同命运和超越国界、种族的人类的共同问题，从而具有了终极追问的哲学意味。
另一个重要的诗人是海男，虽然在我的个人阅读中，海男的诗歌没有构成重要的资源，但不得不承认，她的呓语式的写作状态、她的从一开始就极力朝向内心的诗意开掘方式、她的女权主义外表下的小儿女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
主要生活在自己内心幽暗之地的诗人尤其是女诗人；有时候会让人想起“自白派”，但相较于普拉斯和毕肖普，显然多了些任性，少了些智性和知性，在那幽暗的渊薮，长满了一个人的水草。
雷平阳，云南昭通人，现居昆明，被李少君称为“草根诗的代表人物”，我以为这不是抬举他，是小看他了。雷平阳的诗歌厚朴拙重，举轻若重，在看似不经意处其实往往着力最重，每一首诗都仿佛耗尽心力。他是个沉默的观察者，不发一言地走向世界深处。我刚刚写过一篇有关他诗歌的短评，登在今年的《云南日报》上，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
艾泥，如今是《曲靖日报》的记者，他的诗曾深受聂鲁达、斯蒂文斯、弗罗斯特等人的影响，典雅华丽，意象清新，如今虽写得不多，但偶一出手，仍会惹来一片惊叹。
贾薇，重要的女诗人，又一个活在内心的暗处的人；鲁若迪基，歌者和冥想者；聂勒，大眼睛黑皮肤的少数民族诗人，承接着高原诗的传统，保持着讴歌的习惯。
当然还有很多诗人。
21世纪·云南在路上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到80年代中期再到今天，诗歌的命运发生过几次有意味的变化：一开始，诗歌就是美好的同义词，就是未来发出的烫金请柬，诗人如同尘世英雄，遭万众仰望，被命运垂青；上世纪的最后大约十年，“诗人”变成一种调侃甚至轻蔑，说一个人是诗人就相当于说他（她）是个失败者、白日梦患者、不可理喻的生活弱智，因为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拜到了“成功学“门下，心甘情愿地在现实利益面前低头，所谓的思想和精神如果不能换来升官发财就不值一文；本世纪起，事情正在悄悄起着变化，诗歌再次进入日常生活，诗人重新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只是这一次，诗歌和诗人都比过去清醒，大约知道了诗歌个诗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是诗歌和诗人的边界，诗歌是什么不是什么，等等。国际互联网彻底颠覆了诗歌和文学的传统传播方式，网络变成诗歌和诗人生存、获得某种程度认可的重要空间，并直接影响到了诗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似乎正在重新从诗歌中获得精神成长的力量。
在云南，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诗歌的写作中，凭着热情、才气和青春，做着自己的文学之梦；一个正在写诗的文学青年——过去的我们，在新世纪的背景下显影，带着如同我们当年一样的锐气和固执。各地的自办诗刊和网络诗歌版块急速涌现，这其中不能不提的是云南信息港“社区”文学版块的“诗歌方阵”，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年轻的诗人和诗歌写作者的创作让它保持着很高的更新频率和不低的人气，虽然到目前为止，在我看来还没有从这里诞生优秀的诗人（过去已经被认可的如版主唐果等除外），但我相信那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过去的“口语诗“更多地是针对着曾经统治诗坛的高八度、滥情式、被形容词和副词包围的所谓”抒情诗“去的话，那么许多当下才开始写诗的人则是把错误地把“口语”当成了诗歌写作的方便之门，一时间不是“口语”而是“口水”泛滥成灾，过去严肃的诗歌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搞笑、谩骂、人身攻击弄得乌烟瘴气，诗歌成了江湖，一些所谓“诗人”像极了街头打把式卖艺的江湖人士。
但真正的诗人和热爱诗歌的人们仍在追求着诗歌真正的美，仍然在以诗歌的形式探求着世界可能存在的真相和人性可能的深度和广度，仍在孜孜于诗歌语言之美的探索之中。诗歌是无用的，至少在精神的层面完全无用，这无用之物以飞蛾扑火般的热烈和决绝去投奔世界之光，如同那位老人从黑暗残暴的大海中奋力拖回的大鱼光秃秃的骨架，昭示着人类内心的不屈和挣扎，试图引导我们走到更加宽广的别处。（作者：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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