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地理
董迎春
1．1993年我油印了第一本诗集《校园新星梦》
尼采说，“自杀”是人生的最高艺术。在整理这近十年的诗歌中，我吃惊地发现在“中师”阶段的诗歌写作中，产生了那么多“自杀”的念头，仿佛日日夜夜的状态如“飞娥扑火”般“壮美”。这样的审美取向，一直到我试图作一种古典抒情的大学阶段的《夜晚三题》的写作中，也仍有呈现。可以说，这种壮烈的审美精神在支持着我早期和现在的诗歌写作的精神图景。我感谢在高邮师范读书时如亲人般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我编辑与诗歌般的人生成长的《浅草》文学报上，提供了种种方便。我一个人整天恍惚地说着“痴人疯语”时，我可爱的同学，在我遏制不住自己如暴雨般飞溅的灵感时，他们一次次抄着黑板上我写下的灰涩诗句，使得今天我很多的诗歌得以存留下来。对于诗或文学的痴迷，使得我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患了诗歌“综合症”。
一直很希望诗人顾城，是他的诗扶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从透明纯粹的童话般的相遇中，他让我对于未来的人生怀上了诗意般的向往。所以，当人们赋予他“童话诗人”这样的称号，也并不为过，即使今天，我们再回来头来读他的诗，仍然有着许多相近的体悟与认同。93年6月，我从乡下步入了城市，地邻县一个师范学校读中师。那时，懂得了最初的生命冲动和对于文字的表述上的向往，那就是“文学”。顾城的诗的叩开了我的文学之门。时间虽然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九十年代，人们也开始了世纪末的焦虑之中，但诗和文学，相对于今天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与深刻得多，至少，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各种聊天的工具和设计精致冒险刺激的游戏。那是那“一代人”的追求，也无形之中感染了沾上了世纪末情绪的我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一边在学习各种“师范生”所应该掌握的诸如口语、书法、粉笔字等一系列技能的同时，其它的时间，我们都交给了“缪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那套诗集《顾城的诗》中，我首次见到他的照片，情不自禁地被他的形象所吸引：戴着一顶裤腿做的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一天到晚脱不下来。在读他清纯明洁拙稚灵动如童话的文字，愈加喜欢这个大孩子“绝假纯真”（李贽语）般无辜的眼神中所带有的丝丝迷茫与无助。
但很快，这样的生命无助便在现实境域中发生，成为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顾城“杀妻自缢”。这样的消息无疑也引发了我们这些对文学怀有冲动年轻的文学青年的心，因为在当时，这样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场关于“诗人之死”与“诗人何为”的激烈争论。似乎，90年代诗人自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在之前，海子卧轨自杀并写了“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的遗书，还有诗人戈麦的死，等等，这样的文学宿命，多少让一些刚走上文学之路的人手足无措。于是，一种无奈与迷茫，随着诗人的现实境遇而日益“尴尬”。于是，情不自禁为顾城，或者为了那一代怀有真诚的诗歌梦想的年轻人，写了这首悼诗：“海子的笑声/丢失在山海关的铁轨上/和记忆一起成长//顾城的斧头绘成罪恶的图画/让许多鲜艳的花和思想一样，夭折/跌倒在生命的长河里//哭诗的迷离，与自私的心灵/专注于诗的高洁，如一只小家用电器一般/实用，诗/也有难倾的预言”尼采曾经说过，自杀是人生最高的艺术。但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城市文明，进步知性世界，刚刚走上社会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现实提问未免残酷了一点。一个相似的人生提问但应运而生：“To be, or not to be?”（《哈姆莱特》），但缘于对于文学和诗的爱，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亲近文字，那种诗意和审美场域，并在其中感受那种近似怀有“乡愁”的冲动。基于这样的人生感受，我写下了另一首寄托人生哀思的诗：“没有童话的声息里/已不再是童话/悄然，安葬一个失落的孩子/鲜艳的花草，在英俊的墓穴前/竞相开放//墓前无数只蜜蜂/连我迷惘的心，一样蛰伏/你那魔幻的方盘汉字/为你树碑，为你立传/其中还有惋惜的泪水//你劈碎了美丽/把鲜亮的生命化为乌有/犹如戴过的“烟囱”/不再区别过街的行者//笔是压迫的肉身/心变得冰冻/荒原上吹过叹息/诗人在哭泣//墓前的花草/孤零零和鸦歌唱”。我一直以为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用斧头砍杀了他的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向北的树上，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诗人最终回家的方向，还是它一种守灵与希望的姿态。我强作解字，“十”加上“八”，成为“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人生的宿命在里面。在同年一首诗，他这样写道：“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 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城•新街口》）似乎当时诗人的状态已经类似于海子当年的一种“幻觉”。于是，就如许多现实中的人们不能作一种健康的梳理与调节，悲剧自然无法回避。所以，我更希望天底下诗人们都拥有一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变态”的生活不至于酿造最美丽的诗歌。歌德70多岁了，还疯狂追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海子平生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也最终随着自杀而结束了自己的天才生活。尼采成了疯子，最终也逃不出“自杀”的厄运。于是，诗也背上了一个“疯狂”和“精神病患者”的恶名。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更多的给我了我一份感受“日常生活”的诗意可能。诗，只有放下“名”和“利”的诱惑，才有可能成为海德格尔讲的意义上的“人，诗意的栖居”。诗人之死，等于诗人再生。顾城的诗，为我们那些习惯于作人生抒情的诗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的镜子，我们如何在珍惜世俗的生存与形而上学般的人生追问中作出一种平衡。
逝者已去，就让他们安息于九泉之下，而生活中怎样地回避“世俗”生活中的悲剧，的确为每一个从事“诗”和诗之外的“文学”写作的人们一种启示。我们缅怀逝人，就是懂得如何珍惜有限的现实人生中的片刻“美丽”，诗人顾城写道：“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顾城：《墓床》，1986年)。
后来，在有关顾城的一本传记中，看到诗人顾城和谢烨的儿子木耳的相片，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可是在他没有能够明白“诗是什么”，他的父母，他的爷爷都曾经是优秀的诗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孤独地来到了这样的人世间。如果他健康成长的话，木耳如今应该长大成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的祖父顾工（也是一个知名的老诗人）和姑姑顾乡（最终抚养幼年的顾城和谢烨的儿子木耳）该如何向他讲述父辈的故事，如何讲述诗歌，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心疼”的问题。
舍弃杀妻的这样的恶劣事件，顾城的诗文本中，我们仍然执着相信诗人创造的童话世界将是我们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他与他创造的世界，影响我走上诗歌的道路，我的中师最令我回忆与值得纪念的，便是跟随我求学多处的油印诗集：《校园新星梦》，那是人生惟一不多的对少年的最真实的痕迹。这里面有沉思之后的感悟，也有对世俗生活的依恋与迷茫。
2．《后现代叙事》与我的大学生活
这样紧张的生命状态到了我被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保送到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就读中文系时，才得到了一种改观，在很多人眼里，我把握了一根获得很好的人生的“稻草”。大学，是人生很好的“转型”期，也是很好的让思想成长的必经阶段。我也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转变成一个开始有点批判锋芒的“大学愤青”（Nothing, if no critic）。事实上，从这个时候，我还在做文学社长，并从事各种文学写作。非常感谢我的大学，那种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也迫使我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陈寅恪）的学术上试图作出一种新的人生努力。显然，这个时候，我的诗歌写作并不是很多。在更多更理性的阅读中，我不断提高自己在不多诗歌写作中的文化力度和知性内涵。
于我而言，大学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道路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我感谢扬州大学老图书馆为我提供了最初的生命与精神资源。与其说，这些离“诗”很远，不如说正是这些在振救着自己的“诗性”与为人的“赤子这心”。最高的学术追求是一种“诗”的境界。而生命的本真状态（李贽称为“纯假纯真”）就是“诗”（克罗齐），“人的天性就是诗人”。当然，也不得不提起人生的憾事：我为了“考研”、“读研”而中断了近五年的诗歌（文学）写作。现实境遇中的“生存之艰辛”，并不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向诗靠近。始终游离于一种疏远与边缘化的写作和思考状态中。现在想来，生活逆境，恰恰相反地保护了我们自身对于生活的最初批判和感受能力。这就是我后来思想写作中的“贫困”之际的思想资源。“不平则鸣”，“穷尔后工”，帮助了我，即使在今天的诗歌写作中，我也仍然保持着自身作为“底层”最深切地对于生命底层体验自身的关怀。当然作为“大众”的“我”，还会因为缺少警惕成为流行文化快餐或者话语的奴隶。这一切之“害”都来自“言语”自身。所以“游戏”的话语策略成为我作为反思自身的一把钥匙，不得不与过去说“白白”。在我眼里，“诗歌是一种内心与过去的绝裂，通过言语/去进行身体的暴动/和对传统颠覆的形式。惟有这样，/可能对于那些不像诗的诗作一种注解”（《诗可以志》）但是，“它没有中心，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承诺/后现代叙事，反着中心，剥离权威的花皮//宁信诗，则不如无诗/诗，最初的表达中埋藏着迷人的毒药/医治后人的灵魂，也在谋杀世上不多的良知”（《诗无定解》）。我将“解构”的大刀向生活自身和“中心”、“权威”的话语砍去。这些思想显然是我近五年来，研究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一个“附件”。或者说因为研究自身，让我掘了我思想成长和学术道路中的第一桐“金”。“言语”在德里达看来，就是“柏拉图的药”。当然，现今的创作取向，在艺术的探索和价值的维度上可能要比起早期的诗歌写作成熟和深刻一些。
而今，收入到《后现代叙事》这本诗集里的这些作为“延异”（德里达语）的文字，是我从中师到大学再到研究生读书后三个不同阶段写的一些诗，当然，在编辑这个关于“解构”思想作为我切入生活的一种姿态和“新的思维”诞生的标志时，我对过去的一些诗在整体风格上也作了技术性和思想性的双重处理，让这些“诗”尽量与我表达的“延异”思想靠近。断断续续写了十二年的诗，但对于“诗”本身而言，我是个诗歌的外行，或者说，谁也说不清楚“诗是什么”。在我看来，诗作为一种民主，“一种建制”和积极介入生活的方式，的确让我在“娱戏”我手中的“方块汉字”时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又与“断裂”的疼痛纠缠在一起。早期的诗歌写作中，我追求一种壮美的情怀，并在它的推动中完成心灵的“焚烧”。由此，我在编辑旧作和近期的诗时，我有意识地对历史、记忆、文化、知识、人类等等，这些大词作了一些“图解”。我一直认为，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一种权力话语的压迫，所以我想走出来，将对汉字的“痛”写出来，所以我要焚烧，要开始“旅游和戏弄”，要不断地“胡说八道”，将诗看作一种“文学的建制”，一种诉求“民，或者主”的方式，甚至关于“民，或者运”的一种方式，去向“文学体制”自身开炮，或者向未来“叩头”。用这种方式，完成诗人的自我人格，或者说是诗的成立的一种对“后现代”时代“建制”精神的召唤。如果别人能从诗里读出，那是“诗之幸事”了。这也是之所以，将我的诗集定名为《后现代叙事》，在诗集名字上加了一条粗而暴力的“删除线”，它的意图也正在于，现今的价值观是“重构”之后的“建构”。“文学作为一种体制”（德里达）而存在的，“诗”具有诸如孔子年说的“兴、观、群、怨”之社会功能，也即德里达的“延异”和“解构”思想。
可是我在出版这本书时，考虑到诗集封面的美观性，编辑与我商量最终删除了这条“删除线”。
3．海子，让我热爱写诗
3月26日，一个伟大的浪漫骑士，诗歌的王，“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人类和民族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的殉道者，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自己用诗作抵抗的属于民族和人类精神心灵的经文——上面写着：我的诗与任何人无关的海子，在十五前的今天，一叫在西方复活节的今天走了，没有任何半点拖泥带水，诗歌的孩子不断进行人类的心灵拷问中，一个人走了。诗歌界的很多朋友发出号召，今天，应该作为中国的“诗歌节”，若日后果真有一天，诗人海子在九泉之下也心会少一点天堂之下的冰冷。
诗人廖亦武在《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一文中这样写道海子的“远方”，写道海了的生活，以及给亲人带来的痛：“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道出了冷酷的真实……”海子的走，是对于人类苦难和贫困生活的祭奠（诗人有一次朋友来看他，他可怜地对校门口的酒店的老板说，可不可以朗读诗来给他们酒喝？）；也是对于美好爱情与人类的远离的哭泣（相处了两年的初恋女友，在对方家长得知女儿和一个诗人恋爱时，向她发出了最后警告，要么断绝关系，要么从中国政法大学退学。诗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一直就预感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被毁了。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更是对于人类伪善与自私的诗歌名利的痛心（“北京西山大批判”，许多诗坛的“领袖”对于海子在精神和行为上作“大诗”努力的全盆否定）。世界是到处都在下雪。所有的道路都被冰雪覆盖。海子在他三百多言的诗歌里，常常以题写到“远方”，在诗中出现“远方”的句子，更不计其数。也许远方，可以让诗人海子略微摆放心灵的平安，也许远方就是诗人一生的追求，是一个彼岸带有魔幻色彩的“乌托帮”王国。远方，也许永远是一个无法求解的心灵叩问。远方，是什么呢，这的确构成了一种在现实境域中对海子的诗歌，也是对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作追问的一把钥匙。
诗人海子，也许在这种现实的人生图像作一种顽抗的挣扎与努力，但他一想到，或者诗本身的那种激情让他成为了“远方的忠诚的儿子”，诀别了物质，甚至诀别了生活自身，这也为他的苦难的肉体埋藏下了悲剧的根源。“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西川《怀念》），他生活着诗歌了。我们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偏执的诗人命定的悲剧。理想与现实的错位造就了许多的悲剧。屈原把理想当作现实，而现实令他伤心的时候，他只有殉他的理想而去。而海子，为了诗歌而抛弃生活，最终诗歌会变成美丽的撒旦，让他在飞升中走向毁灭。
海子一生爱过四个女人，或者在现实中有些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爱，比如一见钟情，在“德哈拉”上对于一个文学姐姐的单恋。但这些女性因为生命多了这样一个朋友，当她们有一天地世俗的生存境地因为疲惫而想起一个人时，海子将是他们的疼痛，也是她们的温暖，他让她们，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瞬间美丽。海子在《四姐妹》中为她们唱出了生命的痴心：“山岗上站着的四姐妹啊/所有的风为你为吹/所有的日子为你们心碎”。然而，现在是残酷的，爱是残酷的，所以诗人自身深深地明白“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这样为他的诗歌寻找一种最合适的理念：“人们可以不关心父母，不热爱自己，不关心哲学，算术和天文，也可以不管风向，水土和地理。一个人不管是热爱还是鄙视风景，就算是一个被处斩头的人押上了断台，或者在草原上沙漠上突然发现自己的水全部漏光，或者一个人烧掉了自己所有的诗歌把脖子伸进了绳索，但没法不让他想起远方”。哲学家克利说“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 。海子，摆脱了世俗的名和利的束缚，追求传统意义“至人、至功、至名、至神”的境界。作为一种承受苦难与殉道的情怀再现了中国的精神倾向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果真有一天，我们将“3月26日”定为中国的“诗歌节”，全民“嘉年华”式的狂欢。也许我们在最疯狂最迷失之时，恰恰是我们健康最朴素的秩序生存之时。
远方是一处虔诚，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责任。最近像阅读小说一样，读完海子的诗，海子后期的诗，真的很棒，没有一个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一种殉道的情怀的人，是不能写出来的，比如我，只能小小的抒情（连小说这样的形式我都不轻易动，因为写下去是要人命的，我注定在世俗的岸上，偶尔抒情一下，玩弄文字一下），这是我敬重像海子一样对文学和诗怀有热忱的人。他是提着脑袋写诗的人，现实中有几个为名为利的人能担当这样的道义。所以，我特别推崇方舟子前面说的，不敢自杀的诗人绝对不是诗人，所以才能了今天小圈子里的“帮派”情结，也有了诗人同俗世者一样的名利之争。
海子的远方，是一个圣体概念，如一个人清洁的宗教信仰。如果没有远方（彼岸）世界，我们会活得更不知所云。当然我一直和学生探讨的人生问题就是，精神、纯粹、永恒这样的圣体世界，是从世俗、肉身、物质层面上向他们行进的。一个人天生下来就很伟大，圣洁，是值得人怀疑的，但是人可以在日常生活基础上渐向纯粹，或者说，在一个诗意淡化与即将消失的世界里，我们怎样，尽可能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些是我的“远方”理解（昨天在海子诗歌的讲座上，我也向学生表达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就像是耶稣的孩子一样，永远需要人们给他们提供一种善良的引导，是自己觉得是经验和人生的正确的向真善美的引导。
中国当下的思想状况恰恰全民是无信仰，导致了我们全民对于精神纯粹体的远离。没有信仰的国度是危险的，没有信仰的人生是可怕的。海子，在许多人反对之中，我为什么喜欢他，也正在于他用这种伟大圣洁诗歌理想坚持一种对于“远方”的吁求。一种纯粹世界的认同。当然他的经验和人生行动的形式，在常人看来是不可理喻，因为我们在用自己去看他，一个读者“不成为但丁怎么能理解但丁呢”。我的理解（在读完海子的每一个现在公布出来的文字后），他的诗歌理想，包括写《太阳》等“大诗”。如果有幸存活下来的话，可能成为我们这个疲乏时代的精神宣言，或者，犹如但丁一样，思想真的成为“以中国的行动融合民族和人类，诗与真理合一的大诗”。而这样的人生行动，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想输出东方与西方亲近的学者书斋思考所不能比拟的，他在原创中完成了一种诗歌的革命，一种人类思想史的革命。人成为人的革命。
虽然，这样的人生行动是颇有悲剧意味的。但是，我对学生又说了另一句话，如果你充分认可你是个天才，你就成为但丁，成为海子，成为歌德，成为尼采，成为荷尔德林，成为……但如果你对物质思想是如此的留念，你是在物质层面上行走的人，你就守住这样的人生，与天才不一样的人生，当然天才的人生并不是自杀（虽然尼采也说“自杀是人生最高的艺术。”），而是给人类提供更好的认识可能，海子是一种，当然，还有天才其它的践行形式。我觉得没有比更宽容让人成为人，让天才成为天才，让俗世成为俗世，这样更让我们感到生命的放松与自在了。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在上帝看来都是可笑的。也永远无法挣脱内心深处的荒凉和掩饰。愿我们健康地朴素地以尊重他者为存活的理由吧。“To be, or not to be”（哈姆莱特）将永远成为人生的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用一个俗世的理想去要求天才，我觉得对天才也是不公平的。也许应了尼采的另一句话，“人生的意义正在于创造意义”。如果一个生命体快要枯竭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回天之术；如果我们的精神全没有了，世界都变成“小丑”（海子）的时候，世界的意义也无需要创造了。这个世界正在于有一些烈士，在艰难的行进着，关心着中国，关心着这个民族，关着我们人自身。
这就是诗歌的意义，也是海子成为诗歌理想和人类理想的殉道的圣徒的意义。也是为我们后来活着的人提供一块纯粹的精神绿土，不至于让我们这个民族太自卑。因为我们有一个写“大诗”（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的合一）的伟大行动者。
4．大学教师与诗歌教学
命运就是这么奇怪，它让我和诗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与其是说我在写诗，不如说诗在命运的长河救了我，它让我忘记焦虑、痛苦、挣扎，甚至于是时间，一个人自由地在“诗意的大地上栖居”。著名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这样写道：“诗就像是一绺金色的线穿过我的心，带领我往梦中才出现的地方前进。我猜想我的字句并不能说明我的心，因为我的朋友们从来都不了解。我知道我的生命可以用来织这条线，它会变成一匹够亮的布，充满乐趣，也强韧到能抗拒焦虑；它是所有人的衣装。许多人都将生命托给了神，我却将的生命托给诗。”本来春节之后不久联系好了北方某家出版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遂愿。后幸得《星星》诗刊社诗人李拜天先生邀我加入“星星诗文库”，使我现在这本诗集能顺利成书。
我非常认可我的恩师叶橹先生的话，这本诗集是一个从底层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录”。生活上的不断努力，已经让我逐渐摆脱了贫困。过去的生活令人难忘的。没有过去的挫折、孤独，就没有今天我的思考，我对人生、爱情、死亡等一些终极问题思考后的诗歌。是上帝赋予了我所有的一切。感谢上帝！感谢永远年轻的诗歌！人生是忧伤的：“我常常听到身体上206块骨头彼此挤压/的声音。我在脑海中翻寻，在漆黑/的夜中，敲击成一个个亮丽的词语：/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晚年。/它们发出风过的声音；也如故乡坟头/的沙砾；在泥缝的砖瓦房上垂直挂着撩人/的雨滴：节奏舒缓，也亦匆忙。”（《与死神握手》）有一天我也会“回到墓园的方向”。所有的忧伤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且对于现实生存的倍感珍惜。珍惜仁慈的上帝赋予我生命中的一切情感：亲情、爱情、友情。
南国的春天总是来得很快。春意已经盎然于绿城大地。
俄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车尔列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生活无论是多么艰难，它毕竟是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且是我们所热爱过的生活”。在这个忙碌而幸福的人生世间，我们有责任去践行或者试图作出另一种人生的努力，也即尼采讲过的另一句话：“人生的意义正在于创造意义”。编完这个诗歌集子，不知道是忧伤，还是象征着人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征程。我感谢生命中又一次“转型”：成为一名“准大学老师”，在大学课堂继续讲授“诗歌”。在广西民族大学中文学院这个大家庭里，我无数次在背后落下感动的泪水。领导们对于“青年教师”无私的关爱之心，以及同事们广博的学识与“以学术为志业”（马克思•韦伯）的淡泊、敬业精神，多少催生了我对于诗意人生表达中的一种最切实的体悟与认同。我的美国老师Sharkey先生和太太，给我带来了上帝的“仁爱”、“慈祥”与“谦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体肤和健康朴素的生命信念。感谢我任教的大学，他们给了我宽松自由写作的书写与抒情姿态。感谢我所教过的学生，他们让我保持对于生命那种新奇与向上的动力和信心。生活在相思湖畔，也多少让我在近阶段的诗歌写作中沾上了她的灵气。
谈到诗人，学生就想到古今中外的诗人诸如荷尔德林、尼采、屈原、闻捷、昌耀、海子等诗人的自杀事件。对诗歌有一种可怕的回避性。事实上，诗歌写作果真如此吗？对普通生活的行者而言，诗歌真的如此可怕吗？我们所知道的诗人皆因为自杀事件而让诗歌染上灰色的色调。但是中国是一个讲究诗教的国度。我们我许多经验皆来自于诗歌本身。诗歌在今天的式微，除了作为自由诗的诗歌与古代诗歌的差异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来自于“时代”与“现实”的压迫。这样的自杀事件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更应该学会珍惜生命。当然，要讲清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让学生走向内心，走向对表象的深度挖掘认识。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对人文知识的保护与宽容政策。这些人，绝大多数与社会对他们的漠视从而导致经济上的贫困与追求自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他们遭遇的政治作家有关。可是，今天的文学史谁能说清楚这一点呢？谁愿意承认这一点对以艺术的真知灼见与真理的诗人带有殉道色彩的悲剧意味呢？
王国维说，一切文学皆血性之文字。关于诗歌，我们更希望在“血性”之后，以一种更虔诚的态度去体悟。面对诗歌，我们更希望面对的是：自由、平和、热爱、良心、道义、反焦虑与困难的勇气与信心。克罗齐说，人从天性上讲，都是诗人。生活艺术化与趣味化，捕捉生活中的诗意，成为今天许多从事诗歌写作的最初动力。这些写作者绝大多数是作为一种语言、情感、思想与情操训练而进行的对语言本身的创造与嗜好。这将与一切将“诗人”、“诗歌”神圣化的态度相区别。我们希望这些诗歌写作者中诞生一些触及灵魂与人深层内心情感的句子。我们希望在我们疲于奔命的生活中，仍有人仰望诗意的天空。我们希望通过诗歌的表述达到让自我清心与对自我反思的目的，从而更靠近自我的灵魂与内心深处。我们希望诗歌仅是亿万种艺术形式与不同的人的生命态度中一种，从而让自我感到内心与身躯存在的可能。我们希望诗歌与诗人仅是一种平凡意义上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个体同许多生命个体一样在履行人生的人伦、道义、真爱与对人性持之以恒的心灵拷问这样的人。
但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因为诗歌本身的想象、爆破、焦虑、幻想、孤独等特征，让诗歌也附带上了“精神障碍”与“有自我毁灭倾向的”的外部特征。因而在许多人眼里，诗人与诗歌写作中因为直觉性、创造性、真知灼见性等对知识与真理认识中独立性被社会中一些对诗歌有所误解而视为社会的“异端”。一切皆因为诗人的“沉思”与“反思”品质。但是，如果一个生命个体不思考“自我”，那么“自我”的意义还在何处呢？诗人只不过更利地利用了自己对“语言”本身的特权更好将“艺术”与“自我存活”很好地处理好而已。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说，“不是我在说我，而是话在说我。” 荷尔德林，也是海子生前最喜欢的诗人之一。荷尔德林通过海德格尔的介绍，使之被更多的读者所发现。他运用解释学的方法阐述了荷林德林诗歌的“返乡”与“大地”的意义；也呈现了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无论我们对诗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身上无时不烙上“思”的痕迹。特别是对“大地”与“诗歌”两者之间张力与诗歌情操的思考，成为这样对诗歌“理性”时代反叛时代中另一种诗歌的表述。诗与思的关系，将成为历史维度中诗歌的表述与问题存在的缘由。
对世界与自我关系的探求，成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与艺术家所考察的话题之一。即使我们在出版、传媒、审察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下，我们仍然有无数的自主艺术家在坚持与坚守一种心灵的艺术。将诗歌看作凭与人类最关系密切的“语言”，是世界存在本身的一种最密切的体悟。维特根斯坦不无深意地说：“理解是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方式”。艺术就是“前理解”与“后理解”最完美的结合。
毕竟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诗歌与科学与实验完全相背离。所以任何实证的最终目的将可能对作为艺术样式之一诗歌的伤害。所以，在今天如果有人提出诗歌“懂”与“不懂”的问题，多少也说明了艺术本身远离大众的可能性之一。这一点情形，正如我对朋友中一些从事各种不同艺术形式，比如演奏、比如绘画、比如科学、比如政治的游戏规则等等，因为我的非专业化的理解，并不能说我不懂它们，也仅可能是我的理解较浅而已。这就可能让我们的“艺术”不需要肩负“普陀众生”的功能。他仅是一部分人喜欢，仅是一部人愿意从事的职业。当然，我们也希望诸多诗人在保持自我创作与个体体悟中融合跨文化、跨族群的日常经验，让艺术与大众有一种可能联系的纽带。但这一条“纽带”必须依凭社会文明与制度文明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艺术作为日常生命活动的意义。
诗歌，一种保持节制的可能，以理性与对生命沉潜的态度存于世界。诗人，也依凭内心的革命与对社会现实介入的勇气，让诗歌的力量不断彰显，达到诗人作为知识分子除了对“文学场”坚守与介入社会与现实的勇气。
从认识德里达到今天，我的生命已经走过了五年，对德里达的认识由开始在他血液中找到生命的感动与对权威的反感与远离的原因之外，到今天，他的视角构成了我认识生命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一切以发表本位为学术划出了距离。德里的达的“延异”意识与“解构”思维，成为我认识世界应对世界的一种武器，成为我的“过程”生命哲学最有力的基石。德里达，身上的反叛性，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的理论基础。而西方的“大众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反叛性，无不染上了“后现代”的特征。作为语言的诗歌书写，也多少与主流的大众文化趣味相趋同。反精英的特征，越来越成为诗人寻找与突破世界的方式。可是，德里达不一样的地方，他继承了法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介入现实与社会的勇气与道义。他的解构，不是玩酷，而是对人类理性主义史以来所造成对人们思维的伤害而从胸口发出的真挚呼唤。可是，我们今天的持日常生活的反精英、反传统的“口语写作”诗人写作到底给诗歌带来了什么？他们的叙事，让人们“读懂”诗歌也远离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含义。诗歌，毕竟不是“便条”与“记事本”。
“相思湖诗群”的一些朋友曾经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为了提高诗歌的气氛，建议请一些“乐队”穿插表演，突出诗歌“辞旧迎新”的热烈气氛。作为诗歌写作者，我觉得这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我并无反对“摇滚”，但是诗歌与其有着不一样的艺术旨归。我们是安静的艺术，是指向心灵沉思的艺术。不是狂欢，如果将诗歌看作狂欢，看成是年轻朋友身上故意掏出的空洞的“牛仔裤”，我宁可一个人站在江畔对着江水朗诵自己喜欢诗人的作品。诗歌不是嗑药，它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这样的时代过多的缺少内心的热闹，缺少真诚比较真诚的勇气。与其是让诗人面对面的倾听彼此的声音，勿宁说，是诗歌让一切追求艺术的可能性组合。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必须以宽容与真心为基础，这样诗歌之间可能产生力量。诗歌不是打架。但诗歌需要尊严。需要绝大多数人团结的力量。它是温文尔雅的沙龙中趣味化的人生，是在反复沉思后对世界与现实介入的勇气。也是艺术本身的艺术。
基于这样的诗歌态度，我将这样的精神世界认同的方式投入到诗歌教学中去，我们一方面成为于古今中外的文化经验与对生命经验的积淀；一方面注意本身的先锋性探索，放弃一切因袭观念，而让自我与诗歌对话，重建人的信心与尊重。
5．“口语写作”不等于“口水写作”
80年代的“朦胧派”诗人抒情诗歌传统是与中国“诗缘情”的传统相传承的。也是我们在传统文化根基上不断努力与超越的体现。从第三代以于坚、韩东、伊沙等口语诗人开始，有些诗人产生了“影响的焦虑”，迫切地想打破与超越前人，再加上那个时代刚好经济刚刚复苏，人们普遍有一种“暴富”与一夜成名的心态。所以很多人扛起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大旗。很多人学起了西方。那个时代由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理论的薄弱，所以有一种心理就是“凡是国外的就是好的”。的确，在小说创作上，人们学习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人写出了一大批小说，在诗歌领域有人学习博尔赫斯，我觉得西方的文学叙事成分很重，在理论界就是“后现代”，他们走到了一起，就是Pass一切的“文化合谋”。当然，这也有政治的原因。人们普遍有一种叛逆心理，所以，打倒一切就意味着成功。于是第三代诗人最鲜明的口号就指向北岛、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事实上，潜意识中，在当时诗坛上他们可能在争夺被公众所认同的“美学原则”与“话语权”。20年过去了，除了作为“文学史”的意义外，韩东、于坚写作中，我们能记住他们的哪首诗歌？而北岛等人的作品无论从审美，还是从思想史意义都给文学史留下了巨大的想象与审美空间，他们的许多作品经住了时间的淘洗而成为人们熟稔于心的佳作。如今，叙事的泛滥，在诗歌的体现实际了削弱了人们对于文学作为审美的特定感受能力，也让作者接受群体的读者与大众对诗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误解与失望之情。成为中心的、主流的“口语写作”，往往许多人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与天赋。真正安静写作的人并不多。他们身上那种叛逆的个性，也吻合他们写作中那种解构的姿态。但是，任何成了“中心”的“中心”，都是危险的，值得质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到了为“口语写作”以一种严谨的态度，在充分考察口语诗写作的背景、充分阅读主流口语诗歌作品，并且充分涉及口语诗歌影响下的当下主流“不三不四”式“口水诗”这样的亚健康写作的症状下的语诗歌，撰写一份“致当下已经成为主流的口语的一份悼词”的时候了。的确，“口语”写作从屈原、李白的诗歌，到当下，出现了许多精品，也成为诗歌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口语成为主流刊物与大众的审美趣味,的确让诗歌滑入了“深水区”的不利一面。大众开始拒绝诗歌产生一种对诗歌的消极接受态度，让诗歌的审美与哲理启示完全搁置了；诗歌写作者对自身探索与写作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明显。中心，就此看来，已经构成人们视野的障碍。从大众文化角度来看，许多诗歌写作者也充当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帮凶”。他们更多的在诗歌界这个权利场上争取话语，劫持普通大众的资本与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
日常化、细节化、拒绝隐喻，是口语派诗人所表达的“诗观”，它们完善诗歌的表现领域。但是，如果滑入一种极端化表述时，也就加速诗歌本体的死亡。诗歌的合法性，正在于它的审美性、想象性、直觉性、诗意与诗思的“暧昧性”，在一种独特的审美场中让读者获得心灵的启示。而前者永远只是小智慧的表现，也是诗歌滑入意识形态的仆人。口语诗歌，是诗歌的表现之一，但绝非诗歌的主流。这一点，我与诗人洛夫多次交流到而形成的一种私下共识。但是这一真相如果呈现在众人面前，必然遭遇世人的辱骂与非难。这无疑让刚刚夺取的“话语权”再一次失效。所以，我对于诗坛的失望也成就了我创作长诗《沼泽》的动力。诗歌的创作旨在召唤人们的情绪。对爱与人类的良知的坚守、对丑恶事物的唾弃。诗人，就是站在这历史的门槛中俯瞰世人，也是指向人类前进方向的人，代生活立法，代“世界”立法。诗歌，承担了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神性”交流的媒介。
就像从古希腊哲人追求“人是什么”，好笑吗？人类的历史就是追问自己的历史。80年代的诗歌的崇高与悲剧性是基于文革时代那一批诗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基础上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就像那个时代的“伤痕文学”，处处烙上了时代的痕迹。他们的诗歌，有深刻的反省意识，也有诗歌自身的宿命意识。所以呈现“崇高”与“悲剧性”的特征，是历史的产物，也是诗人勇敢呈现内心的激情与勇气，应该得到我们尊重。而年90代的诗歌写作，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较大。整个“后”就是消解历史的深度，侧重大众的趣味，在上面的提问中，我已经说明了它与当时的商业与长期禁锢的政治意识下人的“解放”，有合理一面，但是，如果将其视为诗歌的主流，这是非常危险的生命原则。在一个“拒绝崇高”，“远离悲剧意识关怀”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黑色幽默”这一明显特征就是“冷”与“酷”。“黑色幽默”诗歌，丰富了文学表述。但如果成为诗歌、民间或者大众间的主流趣味的话，这无疑消解了人们的生命激情，也助长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尽人意”的一面。
“想象力、直觉、情绪+好的文字”（郭沫若）,在今天提出来,也不失为一个确定诗歌的标准。诗歌的意义正在于“诗”,今天许多诗歌写作者写出的只能是“语言的分行训练”,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概念”与“范畴”界定他们的“写作形为”与“写作身份”,但他们完成的过程肯定不属于“诗歌”本体。“诗歌”的“美”与“诗意”的“身份”在于“未来学”的指向意义，在于诗意的创造,在于诗美(也可能是“审丑”)的鉴别力,在于对想象与可能世界的现实揭示。在今天重塑“崇高”与“悲剧”意识，事实上也吻合了思想界追求人文精神的大潮。也符合世人对当下正义的追求。诗歌提供了这样的形式，召唤了人类“受难”的内心与从“小我”走向“大我”的生命情绪。当然，我们体制与意识中还有许多弊端，但是在使用了“戏笑怒骂”式的解构与“黑色幽默”的冷酷之后，人们必须要走近正常的、真实的内心。所以，以爱心唤醒爱心，也是诗歌熟悉与表现的形式。而且，应该在“口语叙事”泛滥之后，这样被遮蔽的形式重新得到确认。
口语写作，是否是当今最有效的诗歌写作方式？我们不无发现，“口语写作”是作为一种策略存在的，是口语诗人对合法化的朦胧派诗人的反拔与对压抑的意识形态的抗争。在开始出现时，它是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有效的美学与社会力量。但是，当它成为一种中心，成为一种主流时，这种“中心”与“主流”也构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表达上的危机与表述自身潜伏的危险性。口语写作，在网络表现出来的最大病症，便在于“及物”的“不及物性”。我们一直认为语言可以再现语言背后的思想，但从它的本质而言，由于它本质的符号特征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思的精确，它的暧昧性，构成了“诗”之外的“思”。诗歌，作为艺术的样式之一，本质上就是增补这种诗的“语言”与“思”之间的痕迹。及物的口语写作，便不能指向及物性，相反，却是“不及物的”。语言具备这一点，诗歌更集中体现了这种属性。正如我们对万事成物的认识，要透过表象，才能抵达“真相”。语言，是对某种真实的再现。但是如果不存在依凭直觉的、超验的“真实”，语言就变成一种不断被扭曲和变形的无头链条，语言也趋向“中心化”的表述危机。
德里达说，“一切尽在文本之外”的命题，给我们也不无启示。通过对诗歌语言的探究，才有可能发现诗人在文本的间隙中存在的“秘密”。如果仅将诗歌的语言看成是“及物”的，就让诗歌滑入语言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滑入因袭的思维逻辑之中，将语言看成是常识的呈现，而不能通过直觉、想象打破语言的习惯性表述。好的诗歌，便是作为声音的语言而存在于创造而不是分行之中。好的诗歌，就是“在场”。诗人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产物。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诗歌一开始就存在着对思想的追寻。
6．《中文系》与中文系的悲哀
讲到口语诗歌，不得不提80年代初李亚伟那篇被数万大学生传抄的《中文系》。那是一个爱好文学的时代。李亚伟用近乎口语的形式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大学“中文系”之痛。这种口语写作突破了朦胧诗过于宏大叙事的艺术与思想倾向，让人们用诗思考时，可以直接进入日常生活，一下子扩大诗表现的领域。而这些正符合新的时代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趣味。李亚伟的《中文系》用近乎现实的手法描绘了“中文系”师生的百态图。有把“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的大学老师，也有“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的学生。80年代的中国大学，反对正统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正如当时（作者写这诗大概是改革开放不久，八九十年代之交，由敖哥幻想外逃到香港才有自由可知道一些消息）中文系的老师只尊提倡革命激进的高尔基、鲍狄埃，对现代派文学嗤之以鼻。“蠢鲫鱼和傻白鲢在期末渔汛中／挨一记考试的耳光飞跃出门外”，中文系的学生无非是应试教育的祭品。
而老师与学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师命令学生思想自由命令学生／在大小集会上不得胡说八道”，前后矛盾，为人师表能喊这样的口号？实在叫人发笑，但这是事实，是80年代大学的写实。“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再去撒网”，这是恶性循环的象征。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以后由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再当老师，一样的误人子弟。“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它“就这样流着”。剥离了大学的正经与高贵的外衣之后，，大学的世态百相尽现其中，犹如“一条青藤”鞭打我们的生活，鞭打出丑陋、腐朽、消极与阴暗，让我们看，叫我们当心。虽然，在大学讲台上，也不乏博闻强记的学者。但是以学问、真精神以学生影响的老师毕竟少数。李亚伟的《中文系》用诗的形式，表现了大学生活的另一面。大学生活中诗意与焦虑、理想主义与醉生梦死、进步与堕落并存。最有创造力的中文学生，能靠这平的应试中培养出来吗？
这是诗人80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写照。尔今的大学是什么的情形呢？20年过去了，如今90年代的大学生经历了相似的大学体验后，我又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我是否继续吃“鲁迅的利益”，是否对美帝国主义的“现代派”一样惊恐呢？这是一个问题。
至少就我从教的这几年来看，呈现在我眼前的如下的现实：一，全球化语境不以我们意志存在我的面前。二，知识共同体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眼光去吸取新的知识。跨学科的研究也溢透到我们的科学研究中来。三，真知识与真问题的思考直接与我们的人才培养相关。任何伪善的，政治的传声筒教育有可能在今天失效。四，具有普世伦理的人文关怀应该指向何方？如是等等。基于这样的现实语境，我们今天的大学中文系何为呢？非常心痛的是，我们今天的大学机制是否并不利这样人才的培养。具体如下：一，知识学习与意识形态似乎愈加暧昧。二，时尚现实的人生趣味开始消解人们艰辛的求知过程。我们的人才无意识中指向 “快餐人才”、“速效人才”。三，大学中文系的评价体系的过于规范化、标准化对于学术研究的过分量化导致了大学创作型、创造性人才的匮乏。四，大学的精英意识与“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精神”的淡化。如是等等。
“口语诗”致命的写作特征，也在于他的速效与时间维度上的短暂性。然而，这首20年前描写的“中文系”，在今天这样的“中文系”也呈现了相似的无聊与无奈，而且，在一个追求效率与量化体制下的大学，仍有愈演愈热的倾向。也就是说，这样的疼痛有可能变成裂痛、阵痛，让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变成目前体制下的“应试品”，继续作为目前大学教育的“陪葬品”。
今天的大学可能会变成“论文本位主义”、“课堂课件点击派”、人才生产的“养鸡场”模式。教授可以生产与复制。课堂教学与知识传授上，思想对于学生不再重要，人格陶冶对于学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本人会利用网络资源，能以最快的速度定购到最便捷的相关课件，课堂上点击相关课件，轻便的讲完相关内容。中文系培养的人才不需要个性、自我创造意识，培养的学生都是会考试的，识时务的，压力较大的就业变成了学校当局、大学老师与学生本身的一个暧昧的合谋，籍此，哪怕造假，我们也不会心疼。这是我目睹的中国中文系之教育。试想，仅是中文系这样的个别系科吗？可以断言，中文系最不会是最糟糕的学科，还有别人归纳的最没有用的新兴若干“专业”，也不会比此情形更为糟糕。学生整天上网、游戏、逛街等，一样可以评奖学金，一样可以毕业。如是等等。他们将来对整个社会与自我身份认同上有多大的意义，的确难说。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内心向往真知、真情、真话的世界中，做一个有益于自我、他人、社会的人，仍然，是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中文系的问题，是整个学科设置与教育模式的问题，是整个关系中国教育发展的思路问题，也是关系真正创造人才与创造性国度的大问题。
中文系、人才、大学培养目标、大学的灵魂，的确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教育体制没有一种真正说真话、做实事的品质，培养真正的人才可能仅是一回浓重的“时装秀”走台、一次犹如好莱坞电影的视觉盛宴，剥离它的本质，也许仅是自我国度的、自我个人的、自我灵魂的幻觉而已。这将是一代代人的心头之痛。
7．“伟大之女性，引导我上升”
诗歌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写给需要慰籍的心灵的。阅读荷尔德林、尼采、聂鲁达、博尔赫斯等大师的诗歌之后，我发现诗歌是属于人类的，诗歌因为有着自身对“普世伦理”的关注而让赋予了更多神性。诗歌，就是不断暗示，不断消解，也不断地同人类的“大我”作深情地倾诉与交流的过程。写诗，就是召唤人类对于爱的珍惜与渴望。像电影、音乐、绘画、行为艺术等等，让我们在疲乏的世界中找回感动。人生有更多经历的人阅读诗歌，诗歌的诗意追求与体悟可能更全面，更到位，诗歌的味道更也显得更浓厚。诗歌，一开始就注定是人类与大地间的真实对话。
多年来，我一直尝试写一种可能的世界。召唤他者在焦虑虚无的世界中多体悟一些爱的情绪。我们深切地明白世界本质的情绪就是孤独，无助，绝望。如果让诗歌成为诗歌，让诗歌成为诗意与美、艺术被发现的一扇窗口，构成了我事实上创作的目标。世界需要一个角度，让诗意的合法性得到合理的呈现。当然，诗写给喜欢的人。总有人在绝望中度日如年，总有些伤感的事情不可回避，总是有人看见世界的本质。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的生理自然反应。自然会让我想起伤感的人生，伤感的爱情，伤感的人生式微。完成《沉重的肉身》的心灵拷问后，我发现了世界更多了一层更为不稳定的因素，它让焦虑愈加焦虑，让疲乏愈加疲乏，让苦难愈加苦难。世界需要重新转换视角，需要重新被发现与召唤。于是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三次“向内”与“向外”世界的探寻，我也在尝试用现代人的意识记录下一种深沉的绝望之中呈现的生活张力与希望。
《爱欲内外》写作过程中，我几乎保持了对于任何一个女性的美好想象，事实“女性”一开始就是与艺术与真与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我的诗行中一定会有一种圣洁纯粹的东西在渗透。你说“肉欲”也好，“神圣之爱”也好，还是“绝望”，人类濒临的“死亡”也好。它们无处不在诗歌的血液中流淌，启示现代性的焦虑与吁求。依凭自我的直觉，我写下了“现代性”带来的焦虑与忧伤。我的学生在舞台上深情而绝望地为心爱的女友朗诵着《相思湖，请熄灭我的爱情》，他用几乎倾其一生的泪水写下了对于美丽女孩的向往与切肤之痛。这样的泪水，也深深地感染了同样热爱诗歌的人们。当然，现实不会接受这样的爱情。诗人之“事件”，皆是普适之事件。诗人之痛，皆是人类普适的情怀。在这点上，心灵是共通的。伤感的人生，伤感的尘世。注定唯美的气质和超功利的现实人生催生了诗人积极向上也略带伤感的情怀。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注定在现代性合法性的体制中渐渐逃离。最终只留下往事与青春的印痕而已。诗歌，一开始就铸就了诗人之痛。诗歌，一开始就注定了尘世的宿命。但诗歌的血液却流淌在生活的热爱中，成就热爱诗歌的诗人自身的合法性。
诗人也属于快乐。他们的作品，除了听到对貌似合法性的世界的深情地的赞美声外，也时常可以听出他们对这个世界深入地批判与嘲笑之声。诗人的快乐，在这里体现出一种道义，一种力量，一种智慧，一种大爱与大道并存的尴尬的“现代性”。质言之，现代性就是一种合法性的现代危机。诗人就是写出了这种可能的生活，想象的生活。他们手中的刀便是语言，承受思想命脉的语言，他们与世界的接触一开始就是从“语言”进入，正如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危险的财富”，诗人永远是在火中跳舞。“以暴制暴”的诗性思维，成为我创作这本诗集的主要意图。或者说，我诗歌语言与修辞的练习在这儿仍然一如继往地尝试着。正是基于对于伟大“洁白无邪的事业”（荷尔德林）的热爱，诗歌成为我人生确证的形式之一。伟大的、深情的、多才的艺术女性在日常化生活的严重匮乏，注定了《爱欲内外》的写作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在酒吧多彩的霓虹灯下，城乡交接的“红灯区”，作为商品交易式的相亲，市中心大街上穿着时髦的女人们，像春天的舞蹈展现在我焦虑颠狂的内心，一次次从我脑海闪过，犹如毒草进入肠胃立即发作，并且长久地疼痛下去。但是，有一种“女人”没有出现，它就是我诗歌中的“女神”：焦虑之花、艺术之花、生命之花、殉情之花。我的兴趣已经不止局限于“诗歌”了，我关注更多的是现代人的忧伤与对未来的渺茫。
但是，在洞悉了“绝望”与“虚无之神”之后，我有时会用某个下午的时间去欣赏雅尼在希腊的专场音乐会，或听马修连恩的《狼》。当我听着由作曲家、诗人海峰作曲、根据诗人谭延桐的诗歌改成词的《太阳花》时，我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这些都是艺术给我带来的震荡，现代性的麻木与从众心态，早已让我的灵魂在秋天被搁置，催化了敏感而多思的心灵在冬天死亡的速度。所以，我的诗歌必须有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名字、幻想的名字出现。所以，我要写《爱欲内外》，写下这种疼痛的、艰辛的源于尘世的“爱”。我呼唤着这样熟悉女性的名字。我的诗歌写作，让我找到了这样“合法化”的情感表达去写下自己身上的想象的可能性“情感事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的写作已经不再是诗人自身的写作，而是走向人类的、走向普适的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与沟通。
《爱欲内外》，写了肉欲，也写出了自然与人性之爱。写出了与肉体相关的自然之爱、人性之爱、尘世之爱、人类之爱。《爱欲内外》营构了欲望与诗歌，与艺术，与人性，与世界的终极之间的关系，但它也是圣洁的，独立的，兼容的，谦卑的，向善的，抵达世界本质的爱。但是这只是诗人一厢情愿的生活与情感而已。它是否能够得到现实认同，何时能走近漫长久远的黑夜中“沉睡”人们的内心等问题，就像人类追问的心灵的问题一样无常。正是由于它的答案的多义性与暧昧性，成就了诗歌本体，成就了诗人自我生命探寻的过程。回想这十多年来我的诗歌创作之路，何尝不是在“忧心”之路上对 “道”的沉思呢！也许这条路在人们重视物质甚至精神表象过于本质的时代里是永恒的阵痛。我时常想，如果我不写诗，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放弃诗歌，我是否与这个时代所有幸福的人一样，真正沉浸于影像符号的欢乐之中呢？任何假说都不可能让我放弃诗歌。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只有在语言中沉浸我才获得了真正的个体存在的可能，领悟“诗与思”之“道”的可能。我以一种疯颠的创作形象呈现在网络疆域写作的可能中。我的诗歌是与网络空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我对诗歌虔诚的态度至少让我在现代性的焦虑中获得了心灵的 “返乡”。让我在日益疲乏的时代中获得了诗意的可能。我知道这种家园仅限于生活中绝少一部分沉潜的人，（翟永明说，“诗写给两部分人，一是自己，一是小部分人。”）仅限于我略带“忧心”的词语，仅限于用这样的“忧心”召唤有着相似人生体验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是自己的读者，他一次又一次地体验时代焦虑中的疼痛，他是呈现的，也是“隐匿”的。另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诗歌让他们在历史性的尴尬与时代的措手不及面前得到心灵的“返乡”，他们也是“隐匿”的。在多年的诗歌写作中，诗歌以母性的执着与坚忍让我明白了这些道理。
8． 诗人需要经济援助，更需要慎思、慎独
2006年广西签约了共38人，其中不包括以诗歌创作为主要任务的诗人。诗人的缺席，多少说明了“区域文学”的缺陷性。但是，在所有省市的作家签约制度中，诗人一直都被排除在外。广西的诗人在制度里的蛋糕瓜分的被排斥，这是众多诗人与诗歌在今天受到忽视的一个个案而已。当然，诗人“被驱逐”出游戏规则与体制之外，原因非常复杂。我们提倡作家与主流文学创作保持“疏离”的文化与精英写作，但是诗人的写作在今天同样滑入了时尚写作的行列。与艺术与思想作为经典的区分标准之一。诗人的缺席，也有其自身的原因。试看今天的文坛，所有文体的写作，都滑入了与大众文化“合谋”的圈套之中。作为小说家与诗人的艺术良知与激情，在今天的作品由于受到资本、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变得异常艰难。今天以诗人、小说家、市场文案、媒体、资讯、出版等组合的文化形态，不过是一场视觉的“夜宴”而已，一场全民在非理性控制与因袭意识形态思维中一场狂欢而已。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任何写作都是“不在场”的，谈论神圣与良知写作，完全丢失了小说、诗歌、文化等意识形态所应该赋有的意义。任何签约与评奖，只是官方当局与大众文化合作的一个结果，它并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对作品与文化的需求，甚至有时候完全相反，这些作品以“流毒”的形式，让大众失去理性，失去对作品与文化最基本的判断与认同。主管意识形态的当官，从此高枕无忧，他们用意识统治大众的圈套得以实施；大众也在感官化、物质化、欲望化的时代里得到了最好的逃避。这个时代，表象甚于内质，知识甚于智慧、外观甚于内心、感官甚于灵魂，大众拒绝深度，拒绝本质化的内心质询。所以，谈小说与诗歌的意义，无怀疑是“对牛谈琴”。我觉得任何文化在走向一个极端化表述的同时，它也潜伏着人们对内心与灵魂作品与文化需要的暗流。当它绞结成一种力量时，新的作品风格与文化形态就可能被颠覆、被消解，从而生成新的主题与文化。
作家签约，由此看来，只不过官方安抚作家一个策略之一，他们最终指向的是市场化与奴性化的写作倾向。诗人无须触及其中。倒不是说，诗人有何尊贵，而是诗人本身的低趣味与发表本位主义的文化写作决定了以诗人之名进行“作家签约”，充其量，只是在官方认同的体制里进行利益的“蛋糕”瓜分而已。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掌握着国家与地方资源的瓜分与利益平衡，并不是哪个区域而是，而是体制使然。
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在市场资本与利益得不到平衡，我觉得在沉潜中写作，多少带给我们一些安宁与精神带来的意义。在一切无法改变的体制、诗歌被边缘化的时代里，只有沉潜，才可能有所突破，当然，在诗人做出自己清醒的身份判断以后，如果以获取资本与体制为目的的诗歌写作，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梦想是失效的，。如果诗人有其它途径获得这些物质层面的目标，放弃诗歌，也许会让我们向这些生活目标更靠近。
在这儿，就产生了一个诗歌创作机制问题，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讲，诗歌是寂寞、孤独、焦虑、无助的表征，是创作主体与灵魂与精神的对话。它的意义首先产生于诗人身上，让其产生提升与审美移情，真正的以赞歌、颂歌形式存在的主题创作出来的优秀诗歌，显然不多。其次，它为那些具有同样情绪给自身无法表达或者情绪存放于潜意识中的读者提供了共鸣与审美召唤可能。所以，这样的写作，没有沉潜的心态无法实现。任何以革命口号、斗争为指向的诗歌最终可能会被时代所遗忘，它使诗歌的功能不能承受之重。诗歌，是指向大地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所有的艺术，除了时髦与时尚的艺术除外，更多的艺术表现出了“孤寂”特征。这与小说与大众文化的泛化特征是相背离的。当然，也不会为短期里以政治、经济为奋斗的目标的官方在当下获得优先。一部小说可能在短期里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可是一本诗集，包括一些长诗，很难为社会广泛认同。当然，也不会带来“影响”背后的政府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诗人的寂寞，是对所所有创作诗歌的创作主体的考验。当然诗人的寂寞，正如各行各业的寂寞一样，并没有多少优势，正如尘世的痛苦一样，只是内容上的不一样，但痛苦的本质是相同的。诗人除了创作诗歌，给大众带来精神的产品的同时。诗人的身份，本身是复杂的。许多诗人，年轻的时候可能创作诗歌，后来转向了诗歌或者学术，甚至其它各行各来。许多诗人，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在进行小说与其它文体创作，也有可能在各个领域做做得很出色。在中外的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因为文学是相同的。当然也有像聂鲁达、洛夫基本上一生都在写作诗歌的个案。我不提倡专业化的诗歌创作。这可能会背离专业化的含义。我更愿意诗人在生活中扮演一个快乐的歌手；在自己的艺术与思想领域中，充当艺术良知的代表。米兰•昆德拉曾经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出版过《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3）、《独白》（1957）以及《最后一个五月》等诗集。很快从诗歌走向了小说创作。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如果他倔强地走创作诗歌这条文学道路，也许对文学的贡献可能会小很多了。更不可能说世界范围里的影响了。当然，我们今天在他的小说中无时不感到诗歌的语言与节奏带来的快感。
在中国，也有许多作家一开始是从创作诗歌为手的，比如江苏的苏童，早年以“童中贯”的笔名创作诗歌的，后来发现自己在小说更有艺术感觉从而走向了小说创作。这也成就了今天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苏童。他的好朋友另一作家叶兆言八十年代就读了南大的研究生，家学渊源，在学术方面也建树不少，如果他走上了学问这条门道路，也可能没有今天小说家的叶兆言了。诗人非亚提到一个广西诗人水平很低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广西文学界、理论界、教育界、政府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比如我的校友毕飞宇，在江苏获得了许多大奖，包括几次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在江苏文学界，他仍然是一个安心的作家而已。我的两个好友，都是写诗的，一是属于南京“他们”诗群的林苑中，一个是诗人庞余亮，可喜的是他们都首次获得了江苏的签约作家，但是他们的身份与生活仍像以前一样潜心写作。没有多大的优势。但是因为广西的人才的缺少，所以，这样的名利的角逐，往往会形成广西的“马太效应”，让一部分人更加有利把握政府资源。这也是令许多诗人不安的原因所在。当然一个好的决策者，应该尽其能的平衡，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平衡在利益分配愈来愈矛盾化的时代里，诗人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场自我的幻觉而已。所以诗歌必须自救。你可以转向小说创作。如果你不能拿出更适合大众、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小说，只有沉潜与恢复诗歌创作的原本，源于内心，指向心灵，而不是纷纷将获取利益矛盾指向体制。
在广西文学界，也存在着许多诗人转向小说的典型。或者说，在继续保持诗歌创作的同时，进行小说创作。凡一平可能在广西诗人较早在《诗刊》发表诗歌的诗人之一，但是，最终他却在小说领域做出了成绩。朱山坡的诗与小说，也纷纷在各种诗刊（诗歌）与综合期刊（小说）之间来回串演。我的学生侯珏、肖潇、李冰在各种诗刊诗歌的同时，也在《短篇小说》、《红豆》发表小说。多年来，为什么坚持诗歌为本位的写作基础训练，意图也正在于诗歌让我走近文学，培养出文学的兴趣，在诗歌创作中，不断进行语言、情感与思想训练，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准。如果他们这样文学成才的战略发展的话，有可能会从诗歌走向小说走向剧本，成为一个在资本与市场之间的“弄潮儿”，或者成为广西文坛的“黑马”，带动整个广西文坛的文化精神渗透与普世关怀感召下的“崛起”。让广西文学与其它省份文对话，而成为文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诗歌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情感、审美、思想的基础。他们年轻，他们有着对文学的冲动与激情，这是他们成才的重要保障。当然，社会更希望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普世的关怀与对人性的真知灼见。做一个研究型、学问型的作家。这也是广西评论家张燕玲老师为什么多次在各种场合公开对作家与诗人们说，作家东西是广西最为理性与知性的作家之一。这样的话，多少表现出一个理论家对广西文学的“焦虑”与艰难的文学道路另一种期望。
我最佩服的两个小说家，一是米兰•昆德拉，一是纳博科夫。他们既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这样学问型与研究型作家在广西文学界是缺席的。当然诗人创作可能相反要处境好一些。这也是我极力将广西诗歌写作分为民间口语写作与知识分子精英写作的原因。后者代表了一种可能的理性自觉与深度。这样的诗歌可能更容易与世界诗人诗歌对话。而不是无原则的斗争与宣泄。这里面有更多的普世关怀与灵魂提升功能。
诗歌可以为进入文学更宽广的领域提供有力的途径。它的容量上的小，可能是诗人选择创作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网络时代，似乎分行回车的文字都可以成为诗歌。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诗歌没有思想与难度。我创作长诗《沼泽》，并不亚于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所付出的心血。他在思想上的价值也不亚于许多小说存在的价值。作为诗歌创作的主体，我们在技术难度与容量上，可能小说要求更高。我们尊重小说家的创作，我们同样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家无论持何种文体，都需要“沉潜”。我们寄希望于广西的文学界小说“桂军”的努力，但是我们更希望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真正读到他们真正让我们心安与心悦诚服的小说。
9．“好诗”的三个标准
多年来，我的诗歌写作经验告诉我，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的文明，一方面又遮蔽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视域。特别是，“大众文化”一旦与资本、欲望等联系在一起，就有可能会障碍了艺术自身的合法化表述。前者，表现为“民间”意识，可能会成为对意识形态的不定时的颠覆与重构；后者，表现为新的受“宰制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而成为主流文化的“帮凶”与“弄臣”。我们反对中产阶级趣味的诗歌，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发现具有精英意识与情怀的中产阶级趣味也在维护着诗歌突破生存化欲望化为旨向的“唯美”品质。
显然，“口语诗”写作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了：为更多的大众所“书写”，为更多的大众所“消费”（网络的“口水诗”），为更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刊物所“认同”。其中的“民间”意识越来越谈化，“口语写作”，已经是“空心人”、“平面人”、“玩世者”的语言的口水游戏而已。近期，大众对“梨花教”的反叛，“赵”的事件表明，一方面，大众并不会完全被意识形态化、去趣味化；一方面，大众已经彻底地将反感转向了“讨伐”与“开战”。
摆脱大众文化的诗歌写作的策略在于坚持“好诗”的标准。什么是好诗？找一个标准性的确很难。事实上这个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是从历时的角度讲，汉诗写作的百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了不同优秀的流派与诗歌经典，这说明了好诗是可以超越时间的；一是从共时的角度讲，好诗永远处于探索与寻找的途中，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即使主流且害人不浅的口语写作，也不乏艺术也思想双重的精品。诗歌是艺术，好的诗人是艺术家。作为被传播与大众消费的诗歌，我们认为必须具备艺术的两个标准：坚持精神为导向；以经典意识为旨向。今天的许多诗人，事实上是没有思想的，他们具备了大众文化的“从俗”与“随大流”的特征，同时，诗人的“精神性”与“导向性”身份在他们完全是失效与被搁置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媚俗”与“空心的”。如果他们具备什么的话？他们则将大众文化的“左翼”特征暴露得更明显罢了。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争夺权力文化或与权力文化作斗争的场所之一”这种“斗争性”，让许多写作者将文学的东西更多的被意识形态的东西所替代。事实上，这一点远离了诗歌以审美与哲理启示的“文学性”。事实上，“斗争性”的诗歌，一直是诗歌好的传统，但是过分介入“斗争”，或者背离了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斗争”会滑入“口水”与“口号”的语言陷阱中去。
好诗的三个标准：
（一）文学性。诗歌是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我觉是在所有文体中，最令我感到文学与思想魅力的文体，其它诸如小说、戏剧、散文等都是诗歌的衍生与延伸。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这些文体都可以找到诗歌的源头或者诗歌的表现形式在它们当中占取了重要的内容与形式。由此看来，诗歌是文学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从审美的角度，去认同与确证诗歌，就是认同与确证“文学性”。就诗歌而言，诗歌的韵律与节奏、诗歌的意境与审美场、诗歌的认知与教育、提升功能，都是文学性的具体含义。
（二）歌唱性。它要求一首诗具有歌唱的精神与灵魂。好的诗歌具有音乐形式上的美感。更好的诗歌除此之外，还在于诗歌内容中诗人有一种担当与关怀现实的勇气，有承受人类与生活的苦难的勇气与信心，不失对生活永恒的爱与坚持。这与一切“玩世”与“玩诗”的语言形式与生命姿态相区别。特别是今天这样一个大众趋向感性甚于理性、趋向表象甚于深度、趋向功利甚于沉潜的时代里，歌唱的精神与灵魂永远是诗歌一面不倒的旗帜，让诗歌的美与力量荡漾读者的内心。一首好诗，它的确可以触及我们的灵魂，在精神向度上提升我们自身的生活情趣与现实境域中的人生目标，同时，产生追求真、善、美的动力。在上面，我无数次地指出“大众文化”的偏颇与失效之处，大众文化背后的“资本控制”与“等级观念”（指哪些被官方所“意识化”了诗歌）让诗歌仅指向了娱乐与经济消费功能，而远离了文学中的“寓教于益”的“审美”功能。当代诗坛的病灶在于诗歌是“玩”出来的，而不是诗人用“心”唱出来的。没有“歌唱”的诗歌，是令人警惕的。这种“歌唱”性，不是为意识形态唱赞歌，也不是低浅的抒情，而是触及生命与灵魂的死亡之诗、大地之诗。优秀的诗人都是从思考“死亡”开始关注生命与现实，关注人类自身。
（三）经典性。好的诗歌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经得起读者的检阅，经得起诗人自己不同时间的回味，经得起放在文学本身的艺术与思想标准的双重考察，也经得起脱离了文学之后指向人类意义上的伦理与哲学质询与反思。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诗人都能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诗歌的“书写”，但是，这的确应该受大众、读者、市场、诗人们共同所尊重与悍卫的标准与艺术良知。经典诗人的诗歌，可以被不断刊印，成为文学家、历史学家、读者的案头之书，成为教科书里的课程，从而启示与建构人类的文化与文明，以合法化、权威化的身份修正人类的谬见，显示出文学经典的导向作用。关于“经典”研究的学者布卢姆认为，经典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一种“神秘而离奇的力量……伟大的文学作品会让读者感到陌生的熟悉，或者说能让读书在户外感到在家中一般的亲切。”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口语写作绝大多数是一次性消费，而经典的力量是持久的、潜在的、巨大的、指向人类未来的。
诗歌的超验性决定了诗歌应该是主题、哲理、思想上的“家园意识”的反映与再现，也即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所有的诗人，都怀有赤子之心；所有的诗歌都是“乡愁”的另一种表述，它对故土、爱情、童年、善良、死亡的最终追忆与复述。一切对真与美的事物确证的过程，让诗人最终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任何谋取稻粱和利禄的“诗人”的作品，将被历史与时间所抛弃。诗人在语言中所要体悟与传达的艺术感受正是这样的“存在”意识。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深度与广度，便是诗人对世界与内心发现的高度与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源于“大地上”的艺术。正如里尔克所说，“苦难未被认识，爱情未必学习，在死亡中从我们远离//的一切亦未露出本相。/唯有大地上的歌诗/被尊崇被颂扬。”（《致俄耳浦斯十四行之十九》）经典的诗歌，一开始便让生命与大地对话。永恒的诗歌，一开始便是追问“大地”的意识与艺术。
我们依凭上面提到“汉诗写作”的“三个”标准，并依照其标准，不断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效果，丰富艺术的表现维度与表现策略。语言的陌生化，可以让我们对诗歌的本体有一个较清楚的把握，也让诗歌写作同“文学惯例”与“文学传统”作一种抗争。语言上的“陌生化”，达到延缓我们对于诗歌的感知与认同。这倒不是说，诗人故意设置一些阅读上的障碍，而是这些“人为的障碍”来破除与颠覆因袭的文学思维与阅读习惯，催生读者的沉思，强化诗歌认同，从而获得较好的阅读效果。语言，在这儿也仅是一个媒介，而最终诞生“大地上”的艺术，却必须通过语言承载某种“道”，暗示着某种哲理，呈现某种主题，最终指向“大地”，也即“家园意识。” “家园”是叶落归根的地方，也可是未来生命旅程中的一站；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
10．“符号资本”与“诗人认同”
诗歌历来被视为无功利的精神领域，是科学与实践的禁区。这样的观念在古今中外一代代从事文学生产的诗人的灵魂中烙上了深深的痕迹。在这样一个人们越来越趋向浮浅与表面的时代里，影视、大众文化渐渐深入人们新的认知观念中，文学的力量似乎在现代生活中不断式微。对这样的现状，我们除了慨叹，便是重建“文学”概念自身，重新审视文学在特殊的时代中的精神价值。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文学。今天的文学是什么呢？诗歌？坚守，还是对传统文学惯例的反叛？新的语境中，产生了新的让从事语言实践与探索诗人们所共同面对的历史拷问。我们无意为诗人赋予“神性”的光环，但是最易打动我们便是哪些触及灵魂的句子。比如：“熄掉我的眼睛：我看见你，/堵住我的耳朵：我听见你，/没有脚我能走向你，/没有嘴我还能对你起誓。/折断我的手臂，我抓住你/用我的心如一只手，/捂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会跳动/你给我的脑子里扔进一把火/于我是我将在我的血液中背着你”（里尔克）。“我死时我要你的手按上我的眼睛：/我要光明，要你可爱的手中的/麦穗的清香再一次在我身上飘过，/让我感到改变了我命运的温柔。//我要你活着，在我沉睡了等待你时，/我要你的耳朵继续听着风声，/闻着我们一起爱过的海的芬芳，/继续踩着我们踩过的沙滩。/我要我所爱的人继续活着；//我爱过你，歌唱过你，超过一切其他，因此，你得继续绚丽地如花开放”。（聂鲁达）“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与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叶芝）
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无不被诗人那种坚持的信仰、宽容的情怀与对世事的敏感而震憾，这是一些触及灵魂的诗句。当诗歌触及灵魂时，诗歌的意义便呈现在自我与世界构成的结构之中。诗人便是这样一种人，即游离于习性、惯例、资本而对知性、信仰、创造付诸于实践的特殊共同体。诗人在游戏与驱逐语言时得到了令人愉悦的自由，然而在现实语境中，诗人的创作收入最为菲薄，这也是许多诗人在成名之后改行的原因之一。但是诗歌本身的“文学性”与指向内心的力量，永远被许多人的内心所依赖、慰藉、提升、温暖。诗歌本身的“大地”、“飞散性”的“怀乡”与“家园意识”成就了文学本身对世界独特的认同方式。
诗歌再优美、对人类内心捕捉再逼真，虽然人一生漫长，但是对诗歌的追求总显出“呼吸”急促与“短路”现象。诗歌发现了“自由”，诗歌也在不断放弃“自由”。诗歌成为这个时代比较尴尬的表述之一。这样的命运同许多艺术的命运一样。滑入这样表述危机的，除了前面涉及的对“诗歌”作为文学的语言艺术之一的原因之外，还有，人们一直从“外部”与“内部”将艺术与金钱对立，将艺术分为“纯”的艺术与“商业”的艺术，“落拓不羁者”与“资产者”、“左岸”与“右岸”的对立。
在今天，“艺术”是否可以调和这些呢？在中国古代，我们要求“文如其人”、“诗品即人品”，人们在“作文”之前，先“陶均情操”，炼就德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品”成为从事诗歌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个人的“德性”与人格层次，决定了他诗歌写作的深度与广度。我们所喜欢与敬仰的重要诗人，身上无时不具备了这样的“人格”原子，成为诗歌的力量支配人类的生活，建构不同时代人们的文化与认知结构。电影《邮差》正是借助于伟大诗人聂鲁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介入当时政治与社会而影响年轻一代起来斗争为人类与人性中的真善美而但当这样的道义的故事。这部电影呈现了诗歌与诗人的独特力量。当我们询问，博尔赫斯对这位图书馆式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学问家对自己的评价时，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独特意义，他选择与从事的事业都是自己愿意做的，而不是为了“成名”与“功利”而去从事的物质生产。他的生命意义在他自身创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认同。但是首出发点，正如我们的农民、生产线上的工人、出版商、公务员、法官等许多行业的工作与身份认同一样，他在从事自己能力范畴与兴趣视野内的一种“生产”，不过这种生产的独特一些而已。他从一个人开始进入了他的艺术世界。我们呢？充其量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诗人的质量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版图的质量。但是对绝大多数诗人而言，首先他仅是一个人。
“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只有当一个“人”是一个“人”时，便指向了生命本身创作的可能。“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对人自身的认同，便可能指向艺术更高远的道路。但是，我们希望诗人在常态下表现出惊人的知性、文学性、道义、作品的光辉等等。这样的时代，我们在诅咒时，又为诗人的再次“在场”提供了可能。“不食人间烟火”的沉思是人类思考自身命运的一种形式之一，但是今天的“文学场”却发生着“位移”，除了要考虑诗歌本身、作者、读者因素，还需要关注赞助商、出版人、监察机构等行动者与社会制度的影响力。当下的诗人凭借“诗人”因袭的光环、凭借今天诗歌在大众文化中的缺席、凭借诗歌本身的创造性，完全有可能在诗人这样的“符号”中发现“资本”。“符号资本”为作家提供了“象征利益”。而哪些功利式的对诗歌作为“文学场”场外的资本与世俗荣誉的追求必然让这样的“象征利益”式微，甚至消失。人们在购买诗集或者向这些诗人作某种赞助时，更多的是敬重诗人的“象征利益”，也就是说，诗人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所呈现出的思想深度与人文内含。令人钦佩的诗人与敏锐清醒的思想，这些铭刻在趣味与习性中的文化资本，成为诗人有可能在这样时代生存较好的“物质前提”，也是他们在诗坛上可能被带上桂冠的基本条件。当纯粹艺术抵制非自主的艺术，并最终获得定义诗歌价值的垄断权时，诗歌给予了自主诗人最高的“符号资本”；反之，那些献媚外部世界的诗人获得了象征利益将微乎其微。任何想在“文学场”这样的文学世界中获得社会与读者认同的诗人必然要坚守淡泊名利与文化苦行，从而从相反的视角积聚文化与符号资本。
但前提是诗歌本身在起作用。如果让外界更多的因素制约“诗歌”本身。“符号资本”，便有欺骗嫌疑。这样的诗歌必然被人们所厌恶与抵制。诗人坚守的，必将是趣味、纯粹、道义与人类绵绵不绝对于人性悲哀的坚忍。
11．文学不死，诗歌不死
我一直认为文学是打发焦虑最好的途径。文学让人的心灵变得平和。当然，文学也会给我们这些尘世的人带来声名。但是文学永远趋向心灵。文学仅属于小部分人。这倒不说文学拒绝大众，而是文学本身的审美与心灵拷问所需要的时间与耐心可能并不是大众所喜欢与热爱的。在一个以网络与影视为主要传播途径的资讯时代，文学的地位的确被其它媒介有取代的可能性。原因有两个：
一是，文学的概念在今天遭遇质询，今天的文学似乎与传统的文学已经完全背离。这就出现了今天的文学概念过于狭窄的情形。我们认为，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呈现一个世界，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与思想启示的一种艺术。今天是传媒异常复杂化的朝代，传统的文学存在的“合法性”无疑会受到现代传媒人质询。
二是，文学趋向审美意义上的功能在今天也渐渐被新出现的电影、图像、取代。特别是，今天人们的存在更多的趋向了信息的共享与沟通，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社会。这样的境遇也让审美的可能在一切都讲究时间与效率的时代式微与略显多余。
对这两个可能性的分析，让我明白了外界的动机与质询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存在的合理与合法性。我们的确认为，文学的合理存在理由在于它的娱乐、审美、教育、社会等功能，但这种对文学求全兼备的要求未免过高。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是指向这个带有整体性的全部含义，而是指向其中的一部分功能。甚至文学都有可能纯粹是一个人自我的思想史与情感历程。文学，纯粹以自我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创作状态与阅读状态的。这就出现了经典被质疑、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不断被重新确认的情形，它们的出现不是让我们怀疑文学自身的合理性，而是在知识甚于智慧、欲望甚于精神、表面甚于内心的时代里，文学恰恰不能少，文学在内心中所激起的喜悦是任何其它艺术形式无法完全相似的传递的。因为文学与其它艺术可能在情感与思想上的指向是相近的，但是文学作为语言的一门形式，自有其独特性与合理性。语言是存在之家。通过对语言这种媒介的使用达到娱乐、审美、教育等功能，因为语言本身的直观性、可操作性、交流性，让文学这种艺术变得更为直观与形象。当然，文学另一重要价值存在之合理性，在于语言背后无法言说的东西。这就需要读者穿过语言的能指而发现语言背后所承担的道义与伦理指向。
今天，文学成为小部分人喜欢。也是源于传媒在娱乐、审美、教育上的可操作性与便利性，让文学渐渐脱离人们的生活与日常经验。但是现代的传媒最大的症结在于它是与资本合谋的结果。它的最终指向还是市场。这就与文学本身的力量形一种与干扰与距离。当然，我们有更好的市场与文学性相统一的文学作品，但是，一个作家如果为了资本创作，传媒的操作者让文学以尽可能便捷的方式走向市场的情形，本身就是需要我们读者保持距离与重新审视的。如何做出清醒的判断，在我看来，有以下三点：
一、文学是指向内心的。同样达到指向内心审美功能的现代传媒此时与文学存在的价值相当。这正如我们喜欢看一部分电影，在电影中我们被道义、伦理、审美等情绪被召唤，达到文学本身所需要的形式。电影此时扮演了“文学”。除了功能上的相似性，电影重要的形式还是其中的语言本身带给我们的冲击。而仅依凭视觉冲击的可能性几乎是难以成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届定。文学在今天有文化化的倾向与可能。即使电影等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由于其本身的审美与思想上收获和便捷性，我想对大众而言，真正欣赏这些经典的人数也不会为多。
二、文学死了，每个人都可以创造文学的可能的同时，文学经典仍然在发挥着文学本身的重要价值与地位。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普及性特征以外，我觉得这本身有着语言与阅读长期积累的要求。绝大多数人对文学的爱好，仅指向了文学修养的培养这个环节上。有着一种较急的功利性阅读目标。而文学，在我看来更多的需要一种沉潜与非功利性阅读目标。这些与“经世致用”常常是脱节的。如果想从文学身上找到内心，找到沉潜，我觉得文学可能会提供这些。毕竟文学经典经历了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它代表了人类知识与思想相统一的可能性。我们在阅读中找到了自我的文化自信，找到了趋向审美与伦理判断的人生。当然，也与绝大多数其它娱乐艺术划清了界限。这种界限不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异，而是让文学成为文学本身尽可能的吁求与表述。
三、文学代表了疲于奔命的时代一部分消耗生命的可能。对创作的人而言，文学提供了这样的形式，比如我就经常将文学/诗歌看成是打发时间与焦虑的途径，这也是文学作为宣泄功能，文学作为升化途径的体现。对于阅读的人而言，毕竟因为文学是借助于语言所达到相关功能的一门艺术，创作者所表达出来对世界、爱情、生命等体验恰恰是阅读者无法表达的，所以文学在这儿让我们的读者获得了较有质量的审美认同与阅读感染。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对时间的征服与抵抗，最终指向趣味化艺术化的审美人生。当然，在唯美主义者这儿，文学纯粹是一面自我的镜子。里面照耀的全是超越与纯粹。
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不会消失，诗歌不会消失。叶匡正的这番偏激之辞，也许同许多文化商人一样，最终获得“效应”之后的资本动机。最先提到“文学死了”，并不是这位诗人。而是美国来中国讲学的米勒教授。米勒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息在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当时文艺界就对此话题讨论已经很多。正是基于“电信王国”的到来，我们重新确立“文学”的身份与在场，才有可能将文学本身的重要价值传达给大众。可是大众并不知道这些。所以大众的钱就进了商人们的口袋。朋友周瑟瑟的这番话，让我感到文学作为尘世信仰的可能与价值所在。
“文学死了”不再作为米勒教授的一种解构视角，而是变成了中国商人们进行商业活动的结果，与以获取资本而演绎出来的潜台词，叶匡正说“文学死了”为消费时代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超现实文本，因为以往的经典意义的文学现实正在走向没落。这是一个财富和金钱极度匮乏的社会，必须支付的精神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应该是一种坚守，是一部分人在文化断裂时代自觉走向内心的一种良知与信仰。
唯一让我以读者身份去认识文学价值与做出清醒判断的任何事件，将最终指向写作伦理，指向用自己的生命激情与艺术良知去阅读世界的那些作家与诗人。
——向沉潜的诗歌写作者致敬。
2007年2月15日
作者简介：2007年加入“九三”学社。国际美学学会会员、广西理论家协会会员、广西美学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大学讲师。出版有诗集《后现代叙事》《沉重的肉身》《爱欲内外》《沉重的肉体》。《情操训练》与长诗《沼泽》待出版。在《二十一世纪》（香港）《南方文坛》《理论与创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5篇。曾经获广西民族大学人文社科三等奖（2005）、全国首届高校诗歌奖（2006）、广西青年文学奖（2006）、广西文艺评论奖（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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