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阿难》不易，官司更难
旅英作家虹影，虽然一直埋头创作，但却新闻不断。继今年年初备受争议的小说《K》在内地出版之后，她的新作《阿难》又在5月推出。更有消息说，由《K》引发的名誉权官司几经起落，前不久又有了新的进展。于是，记者于8月25日再一次致电虹影，就新书《阿难》、由《K》引发的官司等诸多问题向虹影求证。
《阿难》是一部实验小说
记：继《K》之后，你的最新长篇小说《阿难》于5月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首印即12万册，让业内行家也大吃一惊。12万在出版界是个什么概念？
虹：出版社和图书市场的事我不懂，12万是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前面两本书《饥饿的女儿》和《K》盗版满天飞，出版社叫苦不迭，我拿不到几个稿费。湖南出版社堵塞盗版之路，我当然欢迎。不过《阿难》还是被盗，我自己在北京都看到。说实话，盗版商赚够了，也得为作家留一点谋生之路。做自由撰稿人，不是容易的事。把我们都锇死了，你还盗什么？
记：小说的名字为“阿难”，英文为“ANANDA"。据我所知，“阿难”是释加牟尼的弟子，称为“多闻第一”，只有他熟记着佛祖的佛经并一一背诵下来。是不是刻意要起这样一个与佛有关的名字？
虹：正是，“阿难”正是2500年前那个阿难的稀薄的中国影子。那个天才少年阿难太容易受诱惑，但终于成为“尊者”，成为“如是我闻”的主要传经者。今天的阿难是摇滚歌星阿难，是大富豪。
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2500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沿着恒河的流浪传教，以及1000多年前玄奘和尚在这一带的游历。与他们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浪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是现在甚至没有逃跑的欲望，只是想回向无拘束的流浪。小说中的阿难，一生不觉得信仰必要，最后大祸临头，求之晚矣。无法在宗教中找到出路，无法为被金钱污染的灵魂找到出路。
记：小说《阿难》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很大，从印度到中国，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今天的生活。如此大的信息量，和小说的巨大的张力，你是如何驾驭的？
虹：我用了所谓“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ve）的方式，即是叙述者“我”不说老实话。不过小说本身的结构，也使我不得不用这种方式。
一般说，叙述者在以下几种情况中变得不可靠：
一是无知，（例如华生医生不知道福尔摩斯各种行为的动机）
二是愚笨，（例如《白鲸》中的青年水手伊斯麦尔对阿哈伯船长的所作所为不够理解）
三是有意不想或不能说出来（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里叙述者是个侦探，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就是杀人犯”）
《阿难》叙述者是“我”，我不清楚阿难与苏霏在搞什么花样，我只有警惕地记下一切；我对印度的异国风情一无所知，所以被警方设计钩上骗局；我负有秘密任务，此事不能透露，所以我的叙述本身是半明半露。
这小说具有巨大实验性。我的这个试验是否成功，只能请读者与各位评家判断。
《阿难》讲述现代人的堕落
记：有人说《阿难》这部小说的元素相当复杂，既可以看作是虹影的一部半自传式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拟的惊险小说，甚至是一部有生死别离的爱情小说。你自己如何给它定义？
虹：这本书用一句话说，就是讲现代人堕落的过程。我用情节提出问题，用人的命运来设置我的问题，生死相契，悲欢离合，让读者看好故事。从深处上说，这是一本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记：你曾说过，《阿难》的故事结构很通俗，又是爱情，又是侦探，又是反腐败的，又是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你还是喜欢原来的结尾。现在的结尾是改过的，看上去很讽刺。出于什么考虑要换掉小说的结尾，而且还把原来的附在后面？
虹：我想我的原话是《阿难》“像很通俗的言情小说，又像侦探、反腐败小说”吧？因为它不是言情小说，所以你若落泪后会非常不安；也非侦探，因为侦探（小说）会有个水落石出，谁杀了谁都会一清二楚。而小说后面附着“小说中容不下的部分”中的片段实际非常重要，这是一把钥匙，可以通向小说里面许多问题，比如阿难与苏霏是怎么分开的？
是作家同时也是诗人
记：你是从诗出发，视诗为生命。那么现在还写吗？有什么作品问世？
虹：现在还写。2001年诗歌年选本有我的诗。最近一期《佛山文艺》（当今刊登诗歌为主的重要刊物之一）有我的组诗《西班牙纪事》，后半年一直在写小说的同时写《莲花戒》组诗，已经写了二十首了。这几天我本来应当在瑞典参加拿西奥诗歌节。伊沙，于坚，尹丽川，还有我，但是我在这里等官司结果，走不开。我当然最喜欢写诗，本性上，我依然是个诗人。
记：中国当前有两类女作家，一类是“私语女作家”，写个人体验，诉说生平中的一些悲欢，一些情致，一些容易忘却的琐事。另一批是所谓“新新代女作家”，特点是写人生享受，无忧无虑，写衣食无忧的都市时髦男女的情欲，乐此不疲写闲逸者的调情，或是写乐极生悲的小忧小虑。你是否属于她们中的一类？或是自有变数？
虹：我不是潮流中人，不跟群，不挤船，不等班车。在中国文坛上，我是个踽踽独行的人。
曾有人说，我实际上是“新新代”的开路者，因为我写性欲与性爱，也很大胆，经常引起争论。我小说甚至不回避性器官的描写，成为这些人写法的先声。但是，我作品的强烈艺术使命感，我的历史责任心，却是这些女作家刻意回避的。
另一方面，不同于“私语小说”作者，我的题材范围出奇地宽：几乎上天入地海内海外过去未来现实神秘无所不写。从生活经历，无法解释我的题材选择，最多只能说我的海外题材小说，或许有国内作家所不知道的体验。但是这部分小说中，我也不局限于华人生活。实际上，我的写作，常是尽可能拉大与人物的艺术距离，也就是说，尽可能不“私人化”。
记：有读者对你的名字感兴趣，认为是笔名，是指“彩虹的影子”。他的猜测对吗？
虹：不对。关于这点，我在小说《奔丧》 和《女子有行》有说明，取意《诗经》。说起来麻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下。
小说中河流的意义
记：你的小说在国外的轰动程度远远大于国内。这是为什么？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吗？
虹：因为在国外靠一个作家的作品本身的魅力定位，而国内决定大都是在作品之外的东西，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批评界非常势利，起码是“茶凉主义”：你既然出去了，国内就是我的地盘。这样不好。如果科学界有这种态度，谁受损失？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有人在国外发展汉语文学，对国家一样有好处。
记：《饥饿的女儿》、《Ｋ》和《阿难》中，哪部最能代表你的风格？各自特点又在哪里？
虹：《饥饿的女儿》是写我的少女成长史，写我贫民窟私生女的身份。《K》是我的青年时代的写作，而新书《阿难》描写一位女作家跑到印度去寻找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手，主要抒发我对命运、音乐、男女感情以及金钱的看法。
写《饥饿的女儿》，你说我写得再克制，还是有愤怒，有一种要喊出来的声音隐在里面。而《K》呢，太色彩斑斓。《阿难》呢，这两种东西都没有了。它仿佛是一种有生命的水，在静静地流，从头流到脚，然后又环绕着流。它真的救了我，我的心态，我的精神，我对世界的看法，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我故意使用网上语言，还有一些古诗或禅意的句子，读起来非常不顺口。一般拿到这本书会觉得是个通俗或者说言情的小说，这类人干脆就没有读懂。
记：在你的作品中，几乎都有一条河流。比如在《饥饿的女儿》从一开始就把江水与小说里复杂的人心紧扣在一起，这是长江上游；在《K》里，男主角朱利安到达的是武汉，长江中游；而在《阿难》中，处于相同地位的则是恒河。你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吗？
虹：河流给我生命，我赋予河流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得上河流对我的影响。河流是一种象征。《饥饿的女儿》中，当我跨过了那条河，我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再比如《K》里的朱利安，他最后一次跨过了那条河，离开了中国，也象征着他永远都不可能与这个民族融合，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永远都不能够理解，即使对他所爱的女人，他永远都不可能去爱。《阿难》也有这种象征。在恒河边的两家人的孽缘与劫难，一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另一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在二战时期结下的恩恩怨怨，现在由他们的下一代人来承担前辈的罪孽。其实我在这里是对宗教狂热的一种否定。河是存在的，宗教是可敬的，狂热却是人类永恒的悲剧。
开始创作“笔记小说”
记：《饥饿的女儿》已经被翻译成18种语言出版，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即将拍摄。你能介绍一下该电视剧的情况吗？
虹：正在由天津电视台作开拍的前期工作。据制片人张永琛说他自己已将剧本全部改好，正在选演员。其他情况最好你直接问他。
记：现在你的创作重心在哪里？又将有哪部小说问世？
虹：我一直对明清的笔记小说感兴趣。从中篇《鹤止步》开始（今年第4期《收获》），我开始了“重写笔记小说系列”。明清笔记小说特点是故事说得好，而我把故事放在现代，刚完成《试问卷帘人》可能发表在《百花洲》上，手上正在写两篇，准备一口气写十篇，作为一个新的体例，一种新的写法。
打官司的日子很难受
记：现在再回到那场官司上。英籍华人陈小滢（已故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独生女）去年将你和吉林《作家》杂志共同告上法庭，认为小说《K》侵犯了原告父母的名誉权并给原告造成精神伤害。此诉讼后被北京海淀区法院驳回。今年又有了波折，据说5月在沈阳签售时你收到了长春市法院的传票。能说说官司的进展吗？
虹：被人打官司，日子很不好过。一开口就是几十万，还要赔偿法律程序费用多少多少万。有人总认为我用官司炒作自己，你来找个人打你的官司试试看，这个日子很难受。我这个自由撰稿人，最宝贵的是时间。官司的时间损失太大。最近凌叔华的版权代理人傅光明在《中华读书报》上发了两篇长文，把《K》定义为一部黄色小说、淫秽小说。第一篇文章叫“《K》官司的来龙去脉”，说“虹影在台湾版的《K》自序里说K就是凌叔华”。这完全是张口胡说，那个自序里没有这句话，那个版的自序和《作家》杂志上的序一模一样，你们都可以看到。此报却拒绝刊登我的反驳，这正是在等待长春法院裁决时期，企图影响此案的判决，你说我心境会好吗？
记：前不久也就是8月中旬你在南京签售时，有人作证陈小滢做了假证，是年龄问题。这能说明什么？难道原告不是陈小滢本人吗？
虹：几天前我正在南京先锋书店总经理钱晓华主持的同读者交流会上演讲，一位老太太给我递上一张纸条，告之她和陈小滢是少年同学，是南大生物系退休教师，叫叶德闲。虽然已经73岁了，但叶老太的记忆力非常清晰，记得陈小滢的出生日期绝对不是报道中那个“自称是凌叔华和陈西滢独生女儿陈小滢”的人在法庭上所说的1935年4月，所以她怀疑原告陈小滢的真实性。老太太表示，只要让她看一下原告的照片，她就能辨别出真假陈小滢。
遗憾的是，我没有陈小滢的照片，但我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在场的几家报纸记者也很惊奇。我觉得，原告在诉状中自称出生于1935年4月，但一直拿不出出生证明，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向长春中级人民法庭出示了中国驻英国使馆签字盖章的出生公证。现在证实了陈小滢出生于1930年，甚至更早。她是不是真的陈小滢，我实在没有资格说清，如果一切是真，那么原告在取证时，在法庭上，做了伪证。而伪证是严重违法的行为。
记：官司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将会对文学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虹：我想我们大家都在等，希望这样的等值得。
据说，这是因为中国民法特有的“先人名誉权”条款，其解说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包括上三代（父母，祖父母），下三代（子女，孙子女），都能到法院诉讼“破坏名誉”。
这个“先人名誉权”可以复盖一百二十年的历史，这造成二个大问题，一是历史小说、传记，轶事之类作品，必须极为小心，因为“破坏名誉”的定义是“降低了社会一般评价标准。”而历史传记著作如果不挑战一般评价标准，有什么价值？如果只能往上拔不能往下拉，起码有一半历史不能写了。至于轶事类，更为危险。
hubird@163.net
标签： 佛经中最有禅意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