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究竟经历过没有文革，从搜索中不一定看得出来，但从其作品里，已经泄露了天机。
让我们继续分析，看《山楂树之恋》到底还要扭曲历史到什么程度？
（前面我写的文章链接在这里：《山楂树之恋》扭曲历史硬伤累累）
静秋拗不过他了，就给他看。他很认真地看了，还给她，说：“文笔是没得说了，不过让你写这些东西，真是----浪费你的才华了。”
“为什么？”
“这---都是些应景的文章，一套一套的，没什么意思。”
老张评论：“应景的文章”这种批评到骨子里的话，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说出来。那个年代里，人不说假话，不能生存。也可以说，生存下来的，都或多或少说过很多违心的话。包括周恩来总理，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语言真实性。
瞎编指数：8
他饶有兴趣地问她：“你觉得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小说？我觉得你是个当作家的料，你有很好的文笔，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双诗意的眼睛，你能看到生活中的诗意----”
静秋觉得他又开始“文妥妥”了，就追问：“你总说‘诗意’‘诗意’，到底什么是‘诗意’？”
“按以前的说法，就是‘诗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你懂这么多，为什么不写小说呢？”
“我想写的东西，肯定是没人敢发表的东西；能发表的东西，肯定是我不愿意写的东西。”他笑了笑说，“你可能一进学校就是‘*’，但我是读到高中才遇到‘*’的,我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肯定比你深。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想考大学，进清华北大，不过生晚了点---”
“那你为什么不去当工农兵大学生？”
他摇摇头：“那有什么意思？现在大学里什么都学不到。你高中毕业了准备干什么？”
老张评论：在一个一切都讲求革命的年代里，“诗意”已经与“爱情”等词汇被消灭掉了。刘心武为什么会火？他不过就是写了个今天看来很一般的小说《班主任》和后来影响极大的《爱情的位置》。是刘心武首开先河，公开谈论起了“爱情”等在文革时期变得十分淫秽的词句。但这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而《山楂》的故事却发生在文革时期的1974年中。那时，连郭兰英的《一条大河》里的“姑娘小伙儿”歌词，都让无数青年人听上去变得心惊肉跳的。而一口一个“诗意”，那无异于把自己划到了“资产阶级”一边。而为这，任何人都要付出甚至生命的代价的。
至于他攻击工农兵大学生的话“那有什么意思？现在大学里什么都学不到”，在当时就完全可以凭此，把他“打翻在地，并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远不得翻身”，哪怕他有个司令员的爹。哪还会有什么接下来的故事呢？连国家 刘少奇都可以打倒，一个小小的军区司令员又算得个什么呢？
有年轻的网民们对我上篇的文章，表示愤慨。认为，小说就可以编。但再编，也得符合历史环境里的语言。
瞎编指数：10
也许所有的女孩，特别是家里贫穷的女孩，都做过灰姑娘的梦，梦想有一天，一位英俊善良的王子爱上了自己，不嫌弃自己的贫穷，使自己脱离苦海，生活在幸福的天堂。但静秋不敢做这样的梦，她知道自己不是灰姑娘。灰姑娘穷虽穷，但她长得多美呀！而且灰姑娘的父母也不是地主分子或者历史反革命的子女。
老张评论：关于“灰姑娘”，今天，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谁是灰姑娘，但那时，哪有什么人会有机会接触什么“灰姑娘”？那时，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怎么会有安徒生格林们的生存空间呢？为什么文革后，在新华书店大排长龙，人们不过就为了购买一本《铁道游击队》这样今天看来一点读头也没有的书，不就是因为精神生活一点也没有了。全国人们只能读到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几本小说。大家的思维定式是，首先想到的，不会灰姑娘，而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八路，等。另外，那时的年轻人的内心，没有什么贫穷的感觉与概念。因为全国人们一起穷。也没见过什么人太过富裕。
瞎编指数：8
也许他就是书中说的那种花花公子，使点小手腕，把女孩子骗到手了，就在自己的“猎人日记”里记上一笔，算作自己的辉煌战绩，然后就出发到别处去骗别的女孩了。
老张评论：关于“花花公子”一词，它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多年之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像这种及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词，在当时，不仅仅没有任何市场，更不能放到嘴边，实际上，它已经同“妓院”“娼妓”等名词一样，被从人们交流的汉语词汇中彻底消灭掉了。
瞎编指数：10
她想起《简爱》里的一个情节。简爱为了让自己放弃对罗切斯特的爱，每天对着镜子说：你是个相貌平平的姑娘，你不值得他爱，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老张评论：《简爱》的影响力在全中国的产生，是“文革”后进入80年代时的事情。这得感谢上海译制片厂。是邱岳峰等当时著名的配音演员，将这部电影推向全中国的观众，并使得这本书里说的那段情节，成为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经典片段。同时，那一经典片段，也成为了80年代，注意，是80年代，而不是1974年时很多自认为长得很丑的女人们的经典句子，被铭记在心。而在“文革”中的1974年，哪会有什么《简爱》之类的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的图书的存在空间呢？尤其是当时想恋爱的青年男女，都不会想起《简爱》，因为他们被灌输的思维模式，不是要想到《简爱》，而应该是《红岩》，《红灯记》和洪常青。
瞎编指数：8
他笑着说：“你没听说过？挂一支笔的是大学生，挂两支笔的是教授，挂三支笔的----”他卖个关子，不说下去了。
“是什么？挂三支笔的是什么？是作家？”
“挂三支笔的是修钢笔的。”
“为什么不要？你不喜欢？”他好像有点着急，“我买的时候就在想，也许你不喜欢黑色的，但是这种样子的没别的颜色。我觉得这种好，笔尖细细的，你写的字秀气，用这种细笔尖好---”他解释了一会儿，说，“你先用这支，我下次再给你买好看一点的----”
老张评论：先说一下那个三枝钢笔的笑话：那是当时最低劣最乏味的笑话。接下来看，“下次买好看的”？你以为是今天吗？各种款式的，各种颜色的都有？当时的中国，钢笔全都一个样，衣服全都一个样，甚至连近视眼的知识分子带的眼镜的镜框，都是一个样的。
瞎编指数：8
但这次不行了，她的班主任托回去休假的人带信来，说学校汇演，他们班还等着她回去排节目，一定让她回去一趟，把班上的舞蹈编好了，教给同学们了才能走。班主任说已经发动全班同学为她募集了来去的路费，这次一定要回去了。
老张评论：关于“募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看上去十分正常的行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募集”这种行为。况且，她还是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这种行为更不可能发生。
瞎编指数：10
她自己每年暑假都到外面去做零时工，在一些建筑工地做小工，师傅砌墙，她就帮忙搬砖、搅和水泥，用木桶子装了，挑给师傅。很多时候，她得站在很高的脚手架上，接别人从地上扔来的砖，有时还要跟几个人合抬很重的水泥预制板，都是很重很冒险的活路，但每天可以挣到一块二毛钱，所以她一到暑假就出去打零工。
老张评论：是不是作者在美国呆时间太久了，居然瞎编到了这种地步。作者根本就是在胡扯，或者说，是在用今天的脑子，想象当时。首先，“每年暑假都到外面去做零时工”，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一个“剥削”帽子满天飞的国度里，在一个服饰统一，思想统一，思维定式都统一的年代里，在一个经历了深刻批判“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国度里，根本不会有任何人给社会提供“做零工”的机会。也根本没有这样的空间。所有劳动者，都必须先有个工作单位，然后，在工作单位的环境里，为社会提供劳动。哪怕是残疾人，也必须先找到自己的归属地，比如街道办的小工厂里。然后，才能在街道革委会的指导下，给社会提供劳动。任何人胆敢给别人提供“做零工”，并支付哪怕一分钱的工钱，都将注定被人看成是剥削者，那这个人将注定会为社会公敌，被最终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所以，作者说的每年暑假都到外面去做零时工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而且，一天赚1块2，这是当时来说，是相当大的数字。同样，这也是不可能的。
瞎编指数：9
静秋让长芳告诉大妈，说自己出身不好，配不上长林。
大妈知道了，亲自跑来跟她说这事：“姑娘家，成份不好怕什么？你跟我家长林结了婚，成份不就好了？以后生的娃都是好成份。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娃们着想吧？”
老张评论：什么？成份好不好都不怕了？作者是不是以为农村人更实在，所以更不在乎成份问题？当全国都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时，农村有时比城里还更在乎一个人的出身。也更关注自己的下一代是不是还能继续与“革命红后代”有关联。从很多资料中可以看出，农村比城里，在折磨黑五类时，来得更凶残，更冷酷。即便有心存善良的人，（这种心存善良的人，也可能大有人在，）但在一个“政审”当道的社会里，让人们不讲成份，就跟今天让人们不讲“金钱至上”一样，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今天也不是人人都讲钱，这事可能。但不讲钱的人或是钱太多，要不就是钱太少的缘故，总之，代表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山楂树之恋》却非要将一个99%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贴金的方式，粘给一个叫“大妈”的脸上，意欲感动我们，就很滑稽可笑了。
瞎编指数：10
静秋记得曾经看见过一个枪毙残害女性的*犯的布告，其中有句说*犯“将螺丝刀插入女性的*，手段极其残忍”。记得那时她还跟几个女伴议论过，说到底哪里算*？几个人都觉得腰部以下都算*了，那么这个*犯到底把螺丝刀插到受害人腰部以下哪一块去了？这事一直没搞清楚。
老张评论：“*”是什么姑且不论。在那个年代里，凡与女性生殖系统有关的词语，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这可能是作者自己的想象吧？在今天，连电视里都天天是关于女性*的广告。但在那个年月里，连“姑娘”两字都不能提的年代里，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歌曲被自然而然认定为黄色反动歌曲的年代里，怎么会有布告里出现“讲螺丝刀插入***”的词汇，被张贴出来呢。
瞎编指数：10
还有就是总听人说谁谁被谁谁“搞大了肚子”，但从来没人告诉静秋，一个人的肚子是如何被搞大的，自己悟来悟去，也就基本上悟出跟男的睡觉就会被搞大肚子，因为她妈妈一个同事的儿子被女朋友甩了，那个同事很生气，总是对人说那个女孩“跟我儿子瞌睡都睡了，肚子都被搞大过了，现在不要我儿子了，看谁敢要她。”
老张评论：作者又在意淫那个年代了。作者是不是以为那时的人们，都像今天这样，搞破鞋成了时髦，或同居成为一种时尚？那年代里，有没有同居者？可能会有。但要把一个人的肚子搞大，他将成为方圆百里的臭狗屎的。要记住，是方圆百里。那时的大多数恋人，连手拉着手都会被人们耻笑，那么，“搞大了肚子”，是不是扯得太离谱了？而且，那时只有“生活作风问题”的特定特指的词汇横行，而不是今天的“搞大了肚子”。
瞎编指数：10
静秋说：“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妈还没被揪出来。那时候，一到晚上，我就跟小伙伴们一起，跑到妈妈学校的会议室去看热闹，那里经常开批斗会。我们都把批斗会当件好玩的事，总是学那个工宣队队长的福建普通话，因为他总是把‘某某’说成‘秒秒’。
“那时挨批斗的是一个姓朱的老师，听说是跟《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共过事的，后来被捕，就变节自首，保全了一条性命。虽然她自己一直辩解说她只是‘变节’，就是脱离了共产党，但没有‘叛变’，也就是没出卖同志，但‘*’一开始就被揪出来了，当叛徒来斗争。她那时是白天劳动，晚上挨批。白天的时候，她在外面劳动，我们那帮小孩就经常围着她，学那个工宣队队长的话：朱佳静，又名朱芳道，系秒秒省秒秒市人，于秒秒年秒秒月在秒秒集中营叛变革命。她总是泰然自若，昂着头，不理睬我们这些小孩子。挨批斗的时候，她也是昂着头，不肯低下，经常冷冷地说：‘你们不讲道理，我懒得跟你们说。’
老张评论：读到这儿，是不是让人想到了《红岩》里的英雄的场面了？但当时的情形是，没有人胆敢这样对待红卫兵造反派们！这样的人，当天就有可能被打死（见《文革受难者》）。建议作者先找来彭德怀张闻天双双在天安门被揪斗的场面，看看曾指挥过抗美援朝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小模样，再编这样的作品不迟。
瞎编指数：10
静秋觉得他有点阶级阵线不清，那个姓朱的是叛徒，我的妈妈怎么能像她那样呢？她赶快解释说：“我妈妈不是历史反革命，她后来就被‘解放’出来了，她又可以教书了，是那些人搞错了，我外祖父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来搬去另一个地方，找不到组织了，就被当成自动脱党了。解放初期，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还没等到事情弄清楚，他就病死在监狱里了。但那不是我妈妈的问题---”
关于努力解释“妈妈”的历史问题，就这一点来说，甭说自己女儿说不清。就是当事者，也都不敢多言语，都要先认罪。至于静秋的这番话，恐怕等到1979年拨乱反正之后再向组织上说，才符合历史逻辑。但这个故事发生在1974年，那么，这样的解释存在吗？是可能的吗？不要忘了，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人敢出来为“文革”冤案平反，即便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也只是强调了“整顿”，但还没整顿了几个地方，就又被赶下了台。
瞎编指数：10
他叹了口气：“一边是儿女，一边是事业，她也是太难选择了。不过既然她没出卖别人，其实也不用这么整她的。党那时有政策，为了保存实力，是允许党员在被捕后变节的，可以登报声明脱党，只要不出卖同志就行。有很多党的领导人物，被捕后也变节自首过，有的还出卖自己的下级，换来自己的自由。共产党对他们都是很宽容的，因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党，牺牲几个下属，保全党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说还是值得的。”
他说出几个响当当的名字，说他们都被捕过，都是自首叛变了才被放出来的，等于是踩着下级的尸骨走出敌人监狱的。他说：“所以我瞧不起这些人。要革命，就像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一样，不是为了谋私利，连命都舍得献上。如果只是为了掌权，就不要挂着个革命的牌子，打击别的人。”
静秋听得目瞪口呆，不由自主地说：“你……好反动啊。”
他笑着望她：“你要去揭发我？其实这些事在上面的圈子里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下面的人也知道一些。不过你很天真纯洁，只知道仰望那些领袖人物，以为他们是神。其实他们还不是人？是人就有私心，就有权欲，闹来闹去，都是为了掌权，只有下面的人吃亏。”
老张评论：套红的话，如果不告诉读者背景，您能猜出来它是说在什么年代吗？居然是文革后期的1974年。恐怕过来人没有几个会相信的。即便林彪死了，也没有人敢说出或者能说出这种“高屋建瓴”的话来。毛泽东到底是神还是人，说老实话，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弄不太清楚。至少，还有很多人把毛泽东当神来供奉。那么，这种话能在1974年说出来吗，而且，作者居然让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跟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说了！关键是，还那么有预见性？难道小说真的成了一个可以编造历史的自由区域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高兴，就怎么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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