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一下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那不正是他们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理想吗？
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听，歌乐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我们边哭边喊，说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含着自由的热泪，一起冲出去吗？”57年后说起这句话，郭德贤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有关内容请见本报1月9日第14版文章《山城暗夜》——编者注)。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秘密报告如何出炉
上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个时候，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原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所写吗？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革”时期坠楼身亡，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可靠。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地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八条意见振聋发聩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曾与刘国定一起工作过的李维嘉老人也对记者说:“刘国定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会职业，还乱花组织的钱，我当时就有意见。”说这话时，老人的表情很严肃。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再一次追索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是为弄清《红岩》背后的真实，更是为寻找一种生能舍己、血荐轩辕的精神。
淫威酷刑、铁狱黑牢，先烈们所面对的残忍，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像、无法感受。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也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对崇高理想信仰的忠诚。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研究这段历史多年，他的话发自肺腑: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是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累累忠骨，已长埋于歌乐山下，但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岩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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