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和107个女人的故事(水浸的牵牛花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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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有许多问题,也许有答案,也许没答案,却都是我们无法回答的。这时时让我感到揪心般的困惑和苦恼。

  细想去,其实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比别人聪明或蠢,既没有哲学家的抱负,也无佛主的悲天悯人的境界,似乎也就不应该有回答这些恼人问题的义务和责任。位置摆正,就不至于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说句解气也丧气的话:“能不能答,关我鸟事!”

  读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很喜欢其中这么一段话:“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小时候,站在被重重大山包围着,藏在山的皱缝里的坪阳小山村,仰望着天,我喜欢问大人一些问题,喜欢寻根究源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喜欢问得大人不耐烦喜欢欣赏大人被问得烦躁的窘样。长大后这种功能在不觉中似乎就退化了,问多了,别人会觉得这人太无知太幼稚也太可笑,怎么什么都问什么都不知道。人在江湖,常常身不由已,似乎随波逐流的时候多,坚持个性的情况少。

  “山那边是什么?”

  “是山呀。”父亲轻轻松松地回答,脸上像摇棉花糖一样,浮出一丝不易察觉不屑的微笑。

  “那么,山那边的山那边呢?”

  “还是山呀!”父亲有些不确定,也有点不耐烦起来。

  “那山那边山那边的山那边又会是什么呢?”年少的我喜欢刨根问底。

  “嗯,罗嗦——可能是海。”父亲的思想在机灵地躲闪,想如何尽快结束这样的问话。

  “海?很大吧?你见过吗?”

  “没有。”

  但后来父亲有机会去海南岛开会,那时候海南还没搞改革开放。回来时,父亲感受最深的不是海洋的波澜壮阔,除了海南的蚊子大而毒之外,就是海南没有厕所,拉屎拉尿都在野外,还是蛮夷未开化之地。回坪阳时,他挑回一担椰子,到处散发,哄动一时。坪阳当时还没几个人见过椰子这种东西,不知道如何吃。尝后都说味道怪,不好吃,隔了几天,还想再尝尝,已没有了。另外,带回了一座小纯白色的珊瑚,很漂亮地放在橱柜里,并随着我们家的搬迁到处流转,最后不知在什么时候还是遗失了。

  “这水见过吗?”我指着坪阳溪,继续追问。

  “怕是要见的,百川归海,怕是要见的……别问这么多了,玩去吧。”父亲轻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把我赶出门。我便蹦蹦跳跳地出门,兴高采烈地到处宣扬“山的尽头就是海”的“发现”和“真理”。

  吕姨见了问:“这话是谁说的?”

  我很骄傲地回答说是我爸爸说的。

  她便笑着接着问:“凡是你爸爸说的,都对吗?”我一下子就哽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说的都是正确,我更不知道有多少是正确的。父亲喜欢强调:“不管将来你长多大,有出息或没出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孩子。”

  长大后,我陆续到厦门、潮州、山海关见到梦寐以求的海,而我却异常地平静了,内心竟然没有丝毫的激动和波澜。自己也为自己心平气和的心境,感到一丝浅浅的不知所措和不安。现实中的海与我们梦中的海的反差实在太大了,而梦中的海已远离我们而去。

  去年,我有位朋友到法国留学,这位朋友是大学时的学友,因为是女的,再者我是上学时性格比较内向,胆子也比较小,当时并没与她有过什么交道,毕业很多年后,却不知因什么事倒有些熟起来。国外,我没去过,也许与国内毕竟有些不同的地方吧。她偶尔从法国打长途过来,说几句毫无疑义和关联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也不谈更多的情况,淡淡的几句话后,然后就挂了。我经常给她发e-mail,邮件一般比较短,几句话,分行排列,是些断章和思维的碎片,好象是写诗似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思维是跳跃的。有一次,我写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精神上是无根的,是漂浮的一代。我的人生充满困惑。”这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也许写信的那时候,心境不佳的缘故吧,说些连自己也不明就理的话语。

  隔了很久,她回复说:“你这是典型的文人心态。文人心里总是充满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和不同凡俗的痛苦。文人总是要困惑的,没有困惑也会自寻烦恼。你是文人!”

  文人在常人眼里是可笑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一直特别地讨厌别人把我当作文人。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也进不了“文人的圈子”。真正的文人我以为是一如曾国藩之流可以“经事济用”的,但现实中到处充斥着虚伪和假正经的“文人”。我是学理工科的,从没奢望过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更没奢望过要当一名作家。当作家兴许只是少年时一个遥远的梦吧。有朋友把我列为“文人”,也许是因为我涂鸦似的写了一些文章,包括“水浸的牵牛花”这个系列,他们这样作也许为了抬高我,同时也以此来抬高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也许只是玩笑,在无事时,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调侃,逗逗乐,暂时搅拌一下无变化规律化的生活秩序。

  “水浸的牵牛花”这组文章,我原计划是准备写三十篇左右。由于是利用8小时之外的工作之余来写的,干扰比较大,所以从开始动笔就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想有心境时就写,没心境时罢笔,走走停停一路写下去,能写多少算多少,能写到哪就算哪,聊以打发无处可去的时间。自己也知道,由于缺乏远大的志向和目标,不一定能写完这组文章。

  我最早构思准备写这组文章时,我还在湘西怀化。当时我正在一家铁路施工企业的改制办搞改制工作,对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改革急不得,所以时间还比较充裕,人也比较清闲,又由于有朋友的帮助和指点,因而就开始在这家集团公司的企业报上陆续发表一些游记和散文。同事看了我写的文章先是怀疑:“是你写的吗?”我笑笑。然后他们似乎很认真地读那些文章,读完后连声说不错不错真的不错。我听了心里有些高兴也有些惶惑。不知道是说真的不错,还是说假的不错。中国人的语言很有些玄奥,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又让人神经过敏。他们有时还就文章里的观点很有兴趣地品头论足,与我讨论,并不无真心或假意地鼓励说:“继续写吧。写好了,以后可以写本回忆录哩。”办公室有位快退休的“老革命”,江浙人,喜欢强调自己不是“苏北”的,他说:“我就不写什么,免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成左派右派的。中国的事说不清……”

  我不禁哑然失笑。他们很严肃地反问:“难道不是吗?有什么好笑呢?”我说:“我写文章是写着玩的,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大志。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古今中外,可为立传的,多为大善大贤大异大恶之辈,我属于司马氏所指‘吕巷之人’,既无大德,也无传奇,经历平常,既不能教化后世,也不能给人以启示,写什么回忆录?纯粹是浪费纸张嘛。再说,以司马迁的观点,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是排最后,是人生末事。所以,干事业只要不仅局限于谋一己之私利,就应该去当大官干德被后世功盖当世的大事,何必要去著书立说?”听者哑然,深以为然。

  后,我调到贵阳工作,利用晚上时间,断断续续,陆陆续续地开始写“水浸的牵牛花”这组童年时期的回忆文章,边写边在企业报的月未版上发表。忽然有一天,有个朋友突然调侃似的问我:“你这么喜欢回忆,是不是老了?”这话当时就吓了我一大跳。不禁愣了一下,然后笑笑,没说什么,敷衍了过去。但这话对我潜在的刺激很大,因为回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陷阱,沉溺其间,就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和拒绝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入不到老人的眼睛和耳朵里的,更进不了老人的心,那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生活状态。所以我自个儿独处的时候,常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的老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已未老先衰了?”女人是逐渐地老的,男人是突然间老的。而我是不是曾经沧桑,心比身先老了。我开始反省自己写这组文章的潜在意图和目的,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理想和抱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文章抬到史无前例的极高的地位。我想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始终奉行的“文以载道”思想的集中表述吧。但在所有评论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所说的一句话:“武士之刀,文人之笔,俱是杀人之物。”但小说到了陈忠实那里,却一变成为“写作就是游戏”的轻。可在《白鹿原》里我始终看到的是严谨,没有丝毫游戏的蛛丝。相比较,我不是很明晰自己写作的真正目的,如果少年时还对作家这种职业有种遥远的向往和崇敬,但蝼蛄之志,自知并没有当作家的才力,所以也就不敢有什么奢望了。

  这组文章一方面在报纸上陆续发表,另一方面是贴在网上,看看不曾谋面的网友能否提些有见地的建议。有一网友也追问过我写这一组文章真正的目的,当时我随机自嘲地回答说,也许是为了探究我是怎么变成目前这样一个几乎百无一用处的“废人”的前因吧。面对生活,面对人生,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面对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有太多诸如是与非、生与死、成与败、爱与恨、贵与贱、美与丑、分与合、静与动等等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和思考。写“水浸的牵牛花”也许试图去找一找答案,尝试作一次不自量力地回答吧。

  我在网上陆续发布这一组文章时,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要用“水浸的牵牛花”这个名字作为总题呢?其实我开始写第一篇文章《葡萄女孩》时,大概只是想搜罗一下在我记忆中留有一些印迹的女人故事,虽有一点怀旧的想法,其实也有一点玩票的心态。我一直以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开始时玩的心态比较足,所以当初有《风月宝鉴》、《情僧录》等很俗的书名。可是写到后来,作者似乎越写越深入,越写越投入,越写越好,越写越深刻,也越写越认真,从而将当初玩的心态淡忘了去,成为一本宏伟的巨著。

  我可从来就没有写《红楼梦》的抱负。当初只是想,如果写得好,正好凑成了108篇,就取一个《我和107个女人的故事》这样一个富有挑逗性的名字作为总题。结集成书后,放在市场上,即使文章写得一般,因这书名的某种桃色般的暗示,也许能骗得几个正在青春期的孩子来买。书买回去,随便翻翻,可能会发现上了当,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东西。那就只有束之高阁,或丢在书橱的角落里、夹在书架缝里蓬灰,暗无天日地寂寞。等待什么时候实在没什么事时,或其他什么人,偶尔翻了出来,看看。看看,发现实在写得也没什么意思……而“水浸的牵牛花”这个名字却是在写《门牙丢上屋》时突然在脑子里蹦出来的几个字,觉得好,特别地喜欢,就用较小的字体标在每篇文章的左眉上,成为总题。

  我家搬离坪阳,到双江县城后,我曾种过牵牛花。那是一种藤藤蔓蔓、娇娇嫩嫩的草本植物,当地俗话叫“喇叭花”,很是可爱。小男孩种花是比较稀少的,但我当时就是比较喜欢。借用“水浸的牵牛花”这个名字,直接的意思是这一组文章一篇是一篇,写到哪是哪。由于实在没有当作家的野心,所以并不作为一项硬性的任务强求自己。每篇文章可以单独成篇,单独来看,就像单独地看一朵盛开的牵牛花。也可连起来看,有一根不起眼的藤把所有的花连起来。

  我曾在企业的宣传部当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干事,宣传部长是个怪异的人,平时道貌岸然,很少与下属开玩笑。有一次,他不知道哪根弦动了,兴致勃勃,闲聊时,他突然说:“文化大革命也并不像现在大众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例如:成昆、湘黔等几条铁路就是那时候修成的!八大样榜戏至今还长唱不衰呢……”语出惊人,此论很高妙,我当时不禁一愣,不知道从何辩驳。但我们能这样思考和分析问题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不是能修更多更好更快的铁路,戏能不能更丰富更多彩呢?所以,记忆是靠不住的。记忆犹如黑夜和大雪,把世界笼罩和掩盖起来,我们只能看到露在外面的一部分,而大部分被虚化,所以我们会觉得夜色和雪景是简单的,也是美的。即使是苦难,回忆中我们也会把苦难“转化”成一种惋惜般的留恋和爱,毕竟过去连同我们一去不回的青春和最美好的时光一同飘逝了。

  起初,我雄心勃勃,设想着一定要把这批文章写得像沈从文的《湘西》、《湘行散记》,艾芜的《南行记》、汪曾祺的《受戒》一般透明和清澈,我试图在生活和记忆中加些明矾之类的物质,让一些拙重和沉痛的东西沉淀下去,去掉烟火气,从而使故事尽可能纯净、洗炼和简单,像山泉一样浸人心脾。所以说用“水浸”。我很羡慕那些真正能“零度写作”的人,把感情降到最低,不动声色地描写童年和旧事。但自知才力有限,事与愿违,写出来的效果与预期相差十万八千里,并不能达到我当初的设想。

  用“水浸的牵牛花”这个名字另一个意图是有点鲁迅先生《朝花夕拾》的意思。这个意思,起初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有,也应该只是潜意识的想法。只是文章在网上发出来后,有个moring-glory的网友“指责”我怎么盗用了她的名字?我说没有呀。她说,怎么没有?moring-glory就是“朝颜”,“朝颜”就是牵牛花。是吗?我英语学得不好,也不知道牵牛花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学名,无意中竟然也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虽非有意,却还是有些过意不去。当时moring-glory还在贵州交友网社区的“才女”,后来还当过“白蚁书巢”论坛一段时间的“版猪”,我由于偏好这个论坛的名字,所以无事时也常去,贴贴文章,发发牢骚。所以,在一天夜里,贵阳下着蒙蒙小雨,我到一家叫“红绿蓝”的街角小酒吧里单独见到她。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见网友,心中还是有些惴惴。记得是我先到,她后来,我坐在一张对着进门的桌子旁边,见一个穿白衣的小女人进来,个子不高,人却长得丰满,我想她应该就是moring-glory吧。打了个召呼,果然就是。当时和她谈了些什么,现在倒好象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说她喜欢自由和散淡的生活,讨厌刻板枯燥的工作,所以辞去了原来银行会计平静安静的工作,而到一家化妆品公司当推销员。回去的路上,我心底暗自叹服了好多次。一个会折腾的姑娘。后来,在贵州社区网几次网友聚会中也见过她,但好象再也没有说过话。

  至于这组文章在写法,对于我来说,是个试验和挑战。有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有时又采取迂回反复,借用诗经“赋比兴”的手法,主要想通过某种变化寻求叙述差异和新奇。株(州)六(盘水)铁路修建的时候,我在贵州省凯里市待过一年。凯里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是个小镇似的城市。朋友有件珍贵的名牌茄克衫,不小心被钉子划了一条口子,没法穿了,很是遗憾。听说苗女手巧,权当“死马儿当活马医”,没抱多大期望,拿到凯里的“大十字”——这个城市闹市的中心,花了两元钱请街边的苗家女子补。苗女看了看,没说话,用五彩线一针一针地缝,半个时辰,茄克衫竟然修补得完好如初,朋友大喜过望,简直就像拾到了一件名贵衣裳一样。童年保存在记忆中,到如今已散裂成一些碎片,就像小裁缝布脚篓子,乱七八糟,花花绿绿,是些碎布头子。我学着苗家女子将这些记忆的碎片用线缝合起来,形成一整块织锦。有时,也有意把完整的故事剪碎了,重新拼合起来。有时不让缝合线露一点痕迹。有时却故意留下竹节一般的接痕,有意识地造成阅读的阻滞,力图形成苗女蜡染和哥窑瓷上出现那些似乎不经意的纹路和线条,以别具一种风味。有时又干脆不拼合,就像一些剪碎的各色纸屑放在“万花筒”里,颠来倒去,可以看到许多让人新奇的花样来。这种写法又有点像拼图游戏,主要是想寻求一下新奇和别样的出路,以增加文章的厚度和张力。其实这种写法也没有什么可以标榜的,主要是与这种追忆似文体合拍。可是如果用来这种方式来起草公文或领导讲话,却是不成的,那将是一场灾难。

  不任是写作还是阅读,文字都是线性的,这似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即使是线性的,一如用棒针织毛线衣,虽然是一根线,织出来的毛线衣却各有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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