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春天的早晨像一个带着巫气的筛子，漏下来的阳光总有些班驳和灰暗。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拉紧棉被，听楼下每日准点到达的火车冗长的喘息——那是我生物钟的一部分。有时候路灯未熄而阳光破雾初临，就会有许多奇怪的光圈粘上你窗台的蔚蓝色落地玻璃——小小的眩晕状斑点……很多人总是在这样的早晨或者光斑下动身，带着书卷、棉被、体温裹住的钞票，或者还有那些已经在收缩中慢慢变老变轻的繁华梦。
身边的城市总是有很多在慢车中抒情的人。李元胜很多年前一首精致诗歌的标题就叫做《每年都应该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应该是九十年代初期的诗句了，很奇怪这么些年它总会随着每个春天的到来而抵达我下意识的嘴唇。虽然到了现在，永远清秀的李元胜把他早年更多关于春天的激情折叠成了一架像机，他也许更关注于《中国昆虫记》里欢快或别离的诗意表达——也许每年真应该划拉下一点关于春天的句子，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是敷衍了季节的。其实每一个春天都会有很多事情在悄然发生。有时候它是突然、陌生的，而有时候里面也夹杂着小小的担忧和片刻的慌乱……它们其实和你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总会不经意地打动我和我们，就像重庆另一位更年轻的诗人刘清泉在2003年布满SARS的春天写下的：“我流泪的样子已经惊动了你。很长的藤，在委屈一个头颅”。
生活其实是老样子，简单却又充满小小的伪善，而诗意也许是伪善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山水交织、充满霸气的重庆它会小小地伤害你一下。也许那群老莽汉们会有更多的感受，尽管李亚伟和马松已经老得只剩下几大叠现金和电话里亲切的酒气——其实我一直在想亚伟落魄时离开重庆的脚步，那双踏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臭脚是怎样发出急促而奔命的咚咚声。
重庆的春天和天空还是那么年青，而亚伟已经老了。前年他在重庆酒吧等我的时候，我几乎就快无法辨认出他的模样，让我忍禁的是这个义气而腰缠万贯的家伙发福后越来越丑了，虽然他的脸上仿佛还有几粒青春痘，他已经少于写“我飞身下马强奸一个名词”之类的句子……而开始关心东北老大娘的裹脚和头巾、或者考虑如何“飞得比亚洲更高”。生活和命运在转变，人的思想和写作方式也在迁移。我不知道亚伟在《中文系》之后还会写出什么，我只知道在很多年前重庆的春天，那条老莽汉总会在醉酒后去敲刘太亨家对面那个老寡妇的门。那时重庆春天的雾让李亚伟两眼迷茫，我们的诗人对那位徐娘半老的寡妇说：针，我要找你借针。
生活总是会让一些人离开，或者说让更多的人远离家乡和诗歌。在2004年的春天，另一位诗人白勇离开了重庆，他其实是一本著名财经期刊的优秀编辑。也许是为了几十万年薪的繁华梦，也许是为了内心那些秘不可宣的设想。总之，这个文章克制而内心脆弱的青年离开了。他放弃了那家财经期刊传说中高额的年薪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飞赴突然的上海——那里要带给他一个曾经亏损集团的重新起飞时光。我是在一个薄荷般的早晨接到的电话，他的语态平静而带着重庆初春特有的寒气，刑场受难般简单地交代了几句：11点的飞机，直飞上海，老婆、孩子、以及刚刚装修了一半的房子请我和刘清泉照顾。他要去上海两年或者更久……尽管我简单地和他以及他大眼动人的妻子在电话里玩笑了几句，但我仍能够感觉这个缤纷的春天从那个电话开始便堵满了别离的感伤。
其实春天的别离在形式上已经没有了记忆中的隆重，一个电话之后朋友便远隔了万水千山……其实我和白勇共同生活在一个甚至仅仅只隔一条街的地方，而平日里最多也就只有几个懒洋洋的电话。古龙说好朋友那怕十年不见面也可以两肋插上无数把刀，接到白勇电话的那一刻我有一种临危受命和被别离的春天淹没的感觉，那时候我想我和我正在踏上旋梯的朋友都有了想要写一首诗的冲动……其实白勇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写诗了，虽然我一直认为像他和李亚伟这样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写诗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后来我想起他在很多年前的春天写过的句子：雨水连绵不断地落下/带走往日的容颜和不能相见的人。关于春天的别离他已经如此纯情而准确地表达过了——在他离开之后的一些日子，每当天空飘下小雨，我总会下意识地抬头，我怀疑白勇和他11点的飞机正在从我的头上掠过……
李元胜说：每年都应该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而2004的春天和这之前的春天已经渐行渐远——远到你只能看见它衣袂飘香的背影。是啊，一些伟大的春天已经离开，而另一些伟大的春天仍将会准点来临。
2004年2月24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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