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出名门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范文程出生，少年好学，聪颖敏捷，18岁时，与兄范文寀同为沈阳县学生员。[3]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文寀主动求见努尔哈赤，投降后金。[4]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都跟从出征。范文程蒙清太祖努尔哈赤善遇，参与指挥谋划的事宜。[5]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清太宗皇太极统率满、蒙大军五万余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当时还在皇太极的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然是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并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6] 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上阵，率领枪炮手，斩杀很多明军。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
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朝，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7] 初十日，范文程奉皇太极命，前往大凌河城之西山的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皇太极立即将那些赏给了他。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大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行动计划。[8]
智谋日增
天聪七年（1633年）三月二十七日，因为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想要来归降，所以范文程奉皇太极命，与吴赖、白格、塞古德一起，拿着汗谕前去探查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皇太极。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初六，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越来越受皇太极的宠信，皇太极每次商议军国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宣谕各国的敕书，都出自他的手。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9]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以至于明朝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的事后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皇太极谕后，多尔衮等承认罪过。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皇太极奏报其中的缘由，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也上奏死罪，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全部没收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其余的人都罚银。第二天，多尔衮等人都到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10]
计取中原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为帝，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负范文程，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是否会舍此不究。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11]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不久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说李自成已攻破北京，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进是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如今既然农民军已先据北京，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
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李自成败走，清兵入关，并乘势追击。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农民大多都逃走了。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于是安定下来。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10]
开国定制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京畿刚刚得到平定，各地都有战事。所以发布文告，发给军需等事项，事无巨细，都要范文程来处理，他昼夜都在宫内办事，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北京里一些人，假托搜捕乱贼，纷纷出面相互告发，恐怕会互相仇害，造成事端，应该禁止。”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本是故明的百姓，竟然敢弑君并暴尸，实在是天人共愤，法不容诛，今天下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著礼部、太常寺以帝王的规格厚葬崇祯帝。“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12]
功成引退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兵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多尔衮权大逼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多尔衮，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多铎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多尔衮，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13]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多尔衮妄改《太祖实录》删去大福晋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不久，范文程即复官。[13]
顺治九年（1652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范文程又上奏恢复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进行论罪。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
顺治十四年（1657年），范文程的官衔又升了一级，顺治帝派遣画师去范文程家里画了他的像，放在宫内不时观看。
康熙二年（1662年），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趴在地上悲伤的哭，人扶着都不能起来。[13]
因病去世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初二日，范文程因病去世，终年70岁。[1] 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14]
主要成就
政治
完善官制
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皇太极密议军国要事。[15] 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范文程。后来任固山额真，而皇太极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
缓和局面
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因为多尔衮兄弟的错误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笼络民心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局面。明朝的京师，在短短的43天里，先后被李自成和清军夺取。历史发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遗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来得及撤走的起义军、饱受战祸的黎民百姓，几百万人混杂在北京。怎样收拾这个残局？首先，多尔衮听从了范文程的建议，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命令。一时间初步稳定了民心，使众人无不悦服。同时郑重宣布“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以安定民心。[8]
多尔衮忙于军务，范文程被推到了前台。他以政治家的胸怀，抱着治世的夙愿，化敌为友，争取大批汉族官吏和民众的信任，宣传施以“仁政”，并且“颇爱百姓”，自己现身说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范文程当时“每日坐午门右决事”，他是清政府的实际组织者，他不得不“昼夜在阙下，事无巨细应机立办”。[8]
文化
饱受战争创伤的年代，百废待兴，这时候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建国兴国。范文程向皇太极建议，通过办学校和进行考试选拔人才。而其实在文馆的时候范文程就招收辽东当地的青年做学生，每年举行考试，分为三等。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后金就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满、蒙、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考试。到了天聪八年（1634 年），皇太极就真的搞起了科举，仿效明代办法，“中试为举人”。这样就为日后的发展，准备了人才。这次考试大约有数百人参加，录取了228人。到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时，范文程又建议，在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皇太极批准这个建议，并且提出了“从公考校”的要求。一个月后，录取了满族举人二人、蒙古族举人一名、汉族举人四名，其余分为一、二、三等不同。在短短的几年间选拔、考取了数量可观的人才，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忠于清朝，成为许多大衙门的骨干力量，也是清统一全国的重要力量。[8]
范文程还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他针对清朝重满族轻汉族和任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议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荐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当各级官吏。范文程这样选拔、培养人才，博得了顺治皇帝的赞许。[8]
经济
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税收政策。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所以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
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安抚百姓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民族
范文程为了把满汉民族矛盾掩盖起来，化敌为友，曾说大清江山“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进京之后，范文程就建议并得到批准，由清政府主持为崇祯皇帝及皇后、皇妃发丧。为了安定天下百姓。[8]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族文人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