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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 滑稽 — 出 书 （短篇小说）
作 者：张 步 华
书画社要出一本书。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轰动。社长在开会时说：“书要出得漂漂亮亮的，要出一本大大的画册。”他例举了其他几家和自己差不多的书画社，说我们的画册肯定比他们的好，又说画上了画册的人还要把自己的照片印在画的旁边。于是人们都在暗中盘算，自己的画能不能挤进这本画册。一些平时几乎不再露面的老头老太，也抖抖豁豁地拄着拐杖，或是由家人搀扶着赶来，说是以后要经常参加书画社的活动。他们都是老资格的理事。算起来大家也有好些年没有碰头了，所以一见面倒也亲热，打招呼的话语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学生上政治课，常听政治老师说，国民党军队有三多：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的。书画社后两条当然不可能，但第一条官比兵多却是肯定的。平时经常参加活动的也就是十几二十来人，但理事却有四、五十个。这些四、五十个理事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头衔。什么副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等等。凡是外面有的，这里应有尽有。外面没有的，这里也想方设法地有。比如书法组弄了个主办，篆刻组弄了个主责，最不济的国画组也弄了个负责人。粥多僧少，自然一个个吃得腰肥肚圆；职众人寡，自然就一人身兼数职。这些理事都是经过社长提名，全体与会会员一致举手通过的。社长提名的理事当然是要对上社长的眼，至于会不会书画那无关紧要，不会书画可以学嘛；当了理事后理不理事更无所谓，事实上也没什么事可理。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反正理事的高帽子有的是，随便弄几张旧报纸糊一顶就是了，想弄多少就可以弄多少，根本不用谁来审批，连证书也省了，只需社长上下嘴唇一碰，一名理事就产生了。再说自己也是这么当上理事的，又何必挡人家的官路呢？所以社长一提名，不管以前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大家一致拍手通过。而这些理事们觉得退休后弄个理事当当也不错。不用花钱，又不用做事，何乐而不为呢！虽然理事的封发仪式只有一两分钟，但就是这一两分钟的受用也是很舒坦的。这样，已经当了理事的是终身制，新理事又不断增加，所以理事也就越来越多。另外再就是一些虽和书画社有些来往，但并不是书画社的人也赶着来和大家称兄道弟，好像他们就是书画社的创始人似的。只有几个大家公认是画的好的，很潇洒地和平时一样谈笑风生，高谈阔论。他们知道，出书的事少不了他们的画。书画社一时间门庭若市，平时空荡荡的房间突然变得人满为患。
也难怪。都是些黄土已经埋到喉咙口的人了，一辈子没什么露脸的事，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机会，怎么能错过？虽然自己的画不怎么样，但这是书画社出书，不用自己掏钱，而自己是书画社的成员，不管怎么着，出书应该有自己一份。自己的画一旦印到书上，那么这一辈子也算有个交代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争取一下。有两个刚入社不久的则心中暗暗高兴：自己学画没几天，说句不好听的话，连毛笔怎么拿都还没有弄清楚，就摊上了这样的好事，实在有些喜出望外。当然也有几个人心里没底，私下里跟几个书画社的高层人士套近乎，希望他们到时候能帮自己美言几句。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区文化局发来一份通知，说准备开一个画展，要书画社交十五张画参展。当时有一位理事对某一个社员说，这次画展是有要求的。你的画最适合这次画展要求，回去准备准备，到时候交一张画就行了，那位社员也就认了真。谁知到交画的时候却不通知他，让另外一个人顶了他的画。后来才知道，顶了他的画的人是送了礼的。那位社员不由得摇头感叹：本来以为老年人的人生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还有什么看不透的，谁知就连这么一个三钱不值二钱的书画社，依然也还有这么些的歪门邪道。
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出书是好事，谁来买单？换句话说，就是谁来掏钱？出书是要钱的。书画社是民间组织，不是官办的，活动经费全靠自己筹集和会员上交的会费。文化局虽然是书画社的主管单位，但书画社不是文化局的下属部门，就像工商管理所和私营小企业那样的关系，文化局凭什么掏几万块钱来让你出书？指望哪个企业家给你些赞助，那更是痴人说梦。企业家是讲效益的，肯掏钱是看中你的名望，能够给企业做广告。可是老年书画能搞出什么有看头的东西来？除了几个人能拿出三五张稍微象点样子的作品外，其余的还不都是些涂涂抹抹，平时挂起来自己哄哄牛皮可以，但真要印到书上，恐怕连鬼都不愿看。就算现在提倡尊老，但有什么必要拿出钱来给他们这些老不死的出书。与其那样，还不如直接朝水里扔来的爽快。
但这样的怀疑根本就没人相信。大多数人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社长的话难道还会有错？虽然社长既不会画画，也不懂书法。但不懂书画就不能当书画社的社长？不是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吗？只要能把自己的画印到书上，不管会不会书画，就是好社长。大家都这么想。于是怀疑者只好偃旗息鼓，不再固执己见。也是的，能出书就是好，真能出书，自己不也可以沾光吗？社长退休前当过主任，官场上那一套玩的滚瓜烂熟，说不定还真能成此好事。再说，这些老头老太哪里弄得清楚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和他们讲这些简直比跟一头牛讲天外来客还吃力。牛虽然听不懂天外来客，但也只是自顾自吃草。可这些老头老太一听怀疑者的话，两眼朝天：我们听社长的。一句话噎得怀疑者说不出话来。在他们看来，社长就和以前在单位里的厂长一样，他的话是不会错的。社长说出书，肯定能出书，更由于他们认为，书店里卖的那些画家的画册和自己将来要出的画册是一样的。只要自己的画一印到书上，就和那些正宗画家平起平坐了。其实，就算真出了书，那也是内部交流本，是不作数的。这样的书没有书号，是不可能公开叫卖的，就像平时搞活动时弄几张画挂挂那样，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挂在墙上，一个是装订成册，也就是哄哄自己，骗骗不懂画的人而已。当然，全书画社的人都在兴头头的等着出书，这些话怀疑者只能自己在肚子里嘀咕，没有人肯听这乌鸦嘴的话。
书画社热闹起来。社长风光满面，开会时讲话的声调也高了八度，一扫以前那种没精打采的倒霉相，好像用不了多久，那本画册就真的会放在大家面前似的。但社长自己心里清楚，出书的事实在是没有多少把握。当然还是钱的问题，没有钱，出书只能是撒尿（在上海话中，出书和撒尿的读音是一样的，都读作“赤丝”）。其实，出书根本不在计划之内，大家连想都没想过。那一天，书画社按惯例每月一次活动，有人拿出一本画册，说是某个和他们同一级别的、也是老年书画社出的，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神色，说大家都是玩书画的，为什么人家能出书、我们就出不了书？社长脸上有些不自然，但凭着多年当官的经验，他立刻感到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既然大家都想出书，那何不借此造造声势，聚聚人气。顿了一顿，社长说，那有什么？我们也可以出嘛。消息传开，立刻如冰水入油锅，一下子炸得昏天黑地。但事后冷静下来，社长这才感到有些棘手，书是这么容易出的吗？钱从哪里来？没钱怎么出书？不过这样也好，顺水淌舟，就坡上驴。如果不玩这一手，书画社早就没人了。自己不会写不会画，别无他长，难道就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如果真是这样，这么多年的主任就白干了。但若要他认认真真地学个画，看本书或者搞个摄影什么的，他实在没有这个心劲，也没这个能耐。所以早在退休之前，社长就计划好了，听说书画界水很浑，可是那又能怎样？再浑能浑得过官场，而且浑水好摸鱼。他自信凭着自己在官场滚打摸爬了这么多年，大鱼不敢想，摸几条中不溜秋的鱼是不成问题的。但真正趟了这浑水，他才知道，没有一点真本事真功夫，在书画界里是混不下去的，何况是一个已经退了休的主任。当了社长以后，他也曾试图与几位三流画家联络，想以此打入书画圈。但人家一听说这么个不懂书画的书画社社长，根本就不理他，就连那些不入流的、只是在社区学校教教老年书画的爱好者也不愿搭理他。不得已，只能退回来，在这里玩玩几个老头老太。而这些老头老太也实在是太好糊弄了，他们的眼光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前在国营企业里，不也有对单位业务一窍不通，而由上级部门指派下来当厂长当经理的吗？书画社一直借了文化馆的一间房间作活动场所。由于社长和文化馆的前任馆长是认识的，社长那时参加书画社并当上副社长也是前任馆长介绍的，原社长过世以后，副社长理所当然地扶了正，当上了社长。而现任馆长碍于前任馆长的脸面，不好意思赶他们走，同时又每年给他们两刀宣纸几瓶墨汁。花钱不多，就落了个扶植群众文化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许多人不知道内情，还以为书画社是文化馆下设的一个部门。这不正好。我就是文化馆派下来当书画社社长的！至于那几个画的好的，不用担心，他们没地方去，也只能在这里瞎混。如果有地方去，早就走了，哪里还会等到今天。虽然出书这一手作用有限，但确实有效。你看，不是有这么多人上赶着来参加书画社的活动了吗？没有出书这一着，他们会来吗？何况这还是一个敛财的好机会。来参加活动的人一下子增加了四十多人。每人收会费二十元，那就是八百块。当然实际上是收不到这么多的。有一些卖老，说自己年过八十，又是书画社的元老，会费应当免掉；有几个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出书的时候是不肯掏钱的。尽管这样，两顿小酒是没有问题了。请兄弟书画社来搞联谊，联谊结束后招待一下。过几天人家回请自己。几个回合下来，新增的会费就增到社长的肚子里了。至于将来究竟能不能出书，到时候再说，能出书最好，出不了书，那也没什么，这又不是以前当主任，是需要政绩的，至多是老头老太们大失所望。但那又怎么样，谁又能奈何于我？大家是来玩玩的，就算那几个老头老太发发牢骚，不理他们也就是了，官场上这么多年练就的脸皮功夫，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不过，社长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虽然对书画一窍不通，但诗还是能吟几句的。想当年当主任时，每逢元旦、春节、五一、七一、国庆，单位里都要开诗会，而且还要评出一、二、三等奖。每次开诗会当然少不了社长的诗，一等奖也自然非社长莫属。但令社长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诗虽然写了不少，却从未印到书上过，也从未在任何报纸书刊上发表过。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自己这一辈子能留下什么？留下主任的名头吗？那是扯淡。天底下那么多主任，谁记得你，唯一能青史留名的就是写诗。自己的诗只要能印到书上，就可以流传下去。说不定五百年后，有谁效仿《唐诗三百首》那样，出一本诗集，碰上了慧眼识货的主，能看上自己的诗，自己的名字不就能永载诗史了吗？这一次出书，是一个机会。不是说诗书画印吗？书画印让别人来，诗，我当仁不让。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别人都写字画画刻章，唯独自己一个人写诗，真印到书上，会不会惹来非议，授人把柄？虽然出书还是没影的事，但说不定哪天有个呆鸟傻冒入了圈着了套，肯出钱来给我们出书，到那时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岂不是太晚了。一定要未雨绸缪。于是社长又号召大家写诗，说是要正面宣传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还宣布：书画社改名诗画学社。并且进一步解释说，既是诗画学社，就应当诗画并举，将来肯定要选编一部分好诗印到画册上。这又是一个振聋发聩的炸雷。尤其是后面那一句，如醍醐灌顶，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写诗还有这么大的好处。社长的号召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又找了一位据说是作家协会的理事来给大家上课，教大家写诗。由于社长写的是七个字一句的诗，说是格律诗，所以这位理事也给大家只讲格律，不讲意境。格律也只讲平仄，不讲对仗和押韵，更不讲起承转合。一时间“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忽高忽低，左冲右突；窜梁撞墙，时起时落。但也只讲了两课，从第三课开始，也只是那位理事一个人在台上讲。底下人各干各的，说话看书评画，戏嘻打闹喝茶。台上台下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个世界。平仄之声虽然依旧是声声入耳，但早已是左进右出。这些个老头老太哪里弄得清楚什么叫诗，那位理事的上课完全是白费工夫，根本没人听他的。有一个好像自称是搞收藏的，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只蛇皮袋，一进门就踢櫈挪椅，撞开众人，直奔放在屋子中间的长方大桌子。把肩上的蛇皮袋朝桌上重重一放，解开袋口的细绳，放倒袋子，然后左右两手各捏住袋底的两角，往上一拎，里面的东西稀里哗啦摊了小半桌子。众人好奇，都伸长了脖子，一看，原来都是些地摊上淘摸来的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见有人注意自己的宝货，这位收藏者越发得意，一边不断地拨弄着桌上的那一堆杂碎，一边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捡漏，其声音远超那位理事的讲课声。这简直就是把庙会搬到书画社里来了。有一位老先生，秃顶，只是在脑袋四周留了一圈花白相间的头发，人称“荷包蛋”。“荷包蛋”实在不耐烦“啊喔乌欧”鸡吵鸭闹，就找到社长，提出要看看社长以前写的诗，说要把社长的诗当作范本，以便自己能尽快写出诗来。社长欣欣然笑盈盈拿出以前当主任时的“获奖诗集”，也就是十几张打印的文稿纸装订起来的。“荷包蛋”实在是绝顶聪明，看了社长的诗，就知道诗是怎么写的了。他找来一张报纸，捡好话抄录下来。社长不是说要正面宣传吗？抄好话总不会错吧。由于社长写的是七个字一句的“格律诗”，所以“荷包蛋”也写七个字一句的“格律诗”。他将长句子一分为二，短句子就各自为句，不够七个字的添，超过七个字的删。至于对仗、押韵以及平仄，实在弄不清楚，估计也没人弄得清楚，就不去管他了。不一会儿，就弄了一手（首）。拿给社长看，请社长指点。社长很高兴，说是不计成绩，重在参与，着着实实把“荷包蛋”表扬了一番。有几个看了眼红，也学“荷包蛋”的样，到处找报纸。一时间，文化馆阅览室里连隔了三天的旧报纸也都成了抢手货。
然而，出书毕竟是要钱的。尽管社长盘算得很好。没有钱，什么也不要谈。于是社长四处活动。平心而论，社长确实是很卖力的了。什么老年基金会，区文化局，文化馆，还有什么老干部管理局等。这些机构的钱是公款，是不会用在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书画社身上的。唯一能弄得钱来的地方就是企业家。大公司的老总沾不上，小企业的老板还是可以拉拉关系的。有一次好不容易在一个艺术家与企业家联谊会上逮着一个年龄不大的小老板。小老板一听说书画社要出书，顿时拍胸脯拍得差点没把自己呛死过去。说企业家和书画家联谊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本人一定大力支持。又说社长喜欢书画，他也喜欢书画，可惜咱俩都不懂书画，咱哥俩是同病相怜好命苦啊，等等等等，说着说着竟端着酒杯哭了起来。社长好生感动，也陪着流了不少泪水。但过了两天社长再打电话给他，不知这位小老板是真忘了还是故意装糊涂，问社长自己是不是真的说过答应给书画社赞助的。当听到社长肯定的答复时，接下来的话就不好听了。说自己爹妈死得早，社长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孤儿，没地方尽孝，打算让自己在书画社认几个干爹干妈，然后掏几万钱来哄这些干爹干妈开心，以尽孝心。直说的社长一楞一愣的翻白眼，一再说是你答应的。小老板说，酒桌上说的话能作数吗？你实在要也行。小老板又拍胸脯了，不过这一回拍胸脯拍得差点没把社长呛死过去。小老板说，只要你拿裤裆里那家什伙写出书画两字，不要说几万块钱，就是几十万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认了。这一回保证不赖帐，不放心可以立字为据，再不放心还可以去公证处公证。这一下直把社长气得直哆嗦。想想自己当年当主任时的威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也有人背地里发笑，这是你自找的。你以前当主任又怎么样？你真以为你当了主任人家就佩服你？你手底下的那些办事员，还不是一份工资在你手里，没有那一份工资，谁来睬你？你以为你是谁呀？怎么到现在还把自己当主任？这不是自己找骂嘛。
一晃两年过去了，出书真的成了撒尿（赤丝）。只是这撒尿就像老年人的前列腺发炎，滴滴嗒嗒的。社长起先还隔三差五的掏出来滴上几滴，说出书的事如何如何了。到后来掏也不掏了，滴也不滴了。虽然那些老头老太望眼欲穿，但终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几个终于没能等到，带着满腹的遗憾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那些缴了会费的大呼上当，直骂社长“阿诈里”，说社长骗了他们的钱，从此不再露面。那几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则背地里抿了嘴暗笑：早是我轧出苗头不对，防了伊一脚。倘如真的让这么个老混混给算计了，传出去还怎么在书画堆里混。终于，没人再提出书的事了。书画社又象以前那样门前冷落车马稀。每次活动也就那么十几二十几个人。后来文化馆换了馆长。新馆长与社长素不相识，自然没有交情。而且年纪轻，正是雄心壮志大展宏图的时候。大概新馆长认为，一个书画社的社长不懂书法不会画画，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文化馆和这样的书画社扯在一起，实在是丢人现眼，所以并不怎么待见他们。再后来文化馆搬家，也没有安排书画社活动的地方，要他们另找出路，社长交涉了几次都没有结果。有一次文化馆召开群众文化活动会议，下面的工作人员没明白馆长的意思，按惯例给腰鼓队、摄影班、老年操、时装表演队、木兰拳等发了会议信函，书画社也接到了会议通知。社长兴冲冲地赶去开会，以为事情有了转机。谁知到了会场，一进门还没坐下，就被新馆长赶了出来。社长一出门就骂骂咧咧的。但没用，也没人睬他。后来几近曲折，找到一个地方，算是有了立脚点。但社长已经干不下去了。他心里明白，就是在这几个老头老太们的眼里，他也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不过社长有的是办法。那就是生病住医院，什么也不管了，事情交给别人，社长还是自己当着。当官的那一套果然玩得漂亮。干好了是功劳，干砸了就住医院。虽然书画社没有任何油水，也没有任何收益，但毕竟开会时可以吆五喝六，台下好歹有那么十几二十几个人听着。有人听自己训话，那种愉快美妙的心情，旁人是感觉不到的。本来七、八两个月天太热，书画社放假，不搞活动了。但社长一上台，就提出七月份是党的生日，我们大家对党都有感情，七月份要增加一次活动，以纪念党的生日。这理由冠冕堂皇，大家不好反对。这增加出来的一次活动和平时一样，又和平时不一样。七月份的活动，不安排书画交流，至于具体干什么，来了再说。于是社长这一天精神倍增，一点也不觉得疲劳，就象吃了千年人参。这还不是社长最舒心的事。社长最舒心的事就是宣布谁谁谁当理事，古时候皇帝分封天下诸侯的感觉大约也不过如此吧。人们只知道当理事的人小人得志，却不知道让别人当理事时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虽然现在他临的下只是几个老不更事的老头老太，但总比没有好，也算是聊胜于无吧。再说现在封个理事比当主任时方便多了。以前想提拔某个自己的亲信，大会小会有的开了，又要上报又要审查。现在多好，上下嘴唇一碰，就给人一个理事，那份潇洒，那种随心所欲，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机会的。尽管这些个理事不是回事，可也有退休前在单位里连小组长都没当过的人来巴结他，想当理事，但他根本不拿正眼瞧这几个人。这些人算什么？他们就是些下人，出苦力的料，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大跌主任身价。起码是坐办公室的，得有一张写字台，最好还有一个下手给他打打杂，整理整理资料报表什么的。封这样的人当理事，方能显示主任身份的不同凡响。每当这个时候，心里的那个舒坦，根本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可以表达的。前不久，社长遇到一个以前当主任时认识的、和自己差不多的退休干部，看他那副无所事事而又不甘寂寞的落拓模样，他越发觉得自己玩书画实在是找对了路子。因此，社长的事情可以不干，但社长的头衔不可以丢。如果社长真的不当了，实在不敢想象今后无聊的日子怎么打发。至于那几个画得好的，他们是指望我不当社长以后，他们其中的一个可以接任。那就让这几个呆鸟等着吧。我是不会轻易丢掉社长这个头衔的。
出书的事最后不了了之。说不上曲终人散，只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结果的结局。这个结局说是正剧喜剧，自然不是，毕竟书没有出成。说是丑剧闹剧，也不至于，因为没有人受到损失。虽然社长受了小老板的一些羞辱，但几顿小酒也算是收支平衡了。只是那些想出书的人满心欢喜泡了汤。但这满心欢喜本身就是一场搞笑。即使真的出了书，除了几个老头老太沾沾自喜外，剩下的就只有浪费资源一说了。那么好的纸印上那么劣的画，不是暴殄天物是什么？而一个不懂书法不会画画的人居然能当书画社的社长，实在有些滑稽。不过书画社也确实是一桶浆糊，所以出书一事，也只能算是浆糊桶里几个老头老太彺自己脸上乱抹浆糊的滑稽搞笑剧罢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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