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林:说宋朝书法四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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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晋卿帖》的风姿与神韵

  山谷老人的书法,如空谷之幽兰,受元祐党祸的影响,使得其在宋代当世的书迹无法大行其道,被官家的三蔡诸人盖住了风头,被盖住风头的还有文坛领袖的苏轼,显然黄氏是第二号的人物,不过黄山谷书法对于后世的影响,大过老苏,有明一代,沈周,文征明就卖力地临习过黄山谷的书迹,至于草书大家的祝允明,王宠,草书皆浸润于黄氏的影响。至于更后来者的爱慕,就不举例了。

  宋朝的文化工程,大名显然不多给苏黄二人留多少空间,但他们的光芒又对于后世的万丈长的。今天的物欲时代,黄字的金贵,已经是一字千金的,而且是因为量少,是一字难求的,这个是因为当时毁迹太多的缘故,但纵是墨迹少,他的影响力并不因此减少,而且他的自由潇洒的书风作派是紧跟老苏,毫无二致,同样是行云流水的风格特质。

  如何的看待黄字,如何的欣赏山谷书的神韵,我们还是从书卷气说起:读书医俗的故事是从黄庭坚那里流出,而且黄氏对于竹的爱恋与苏轼与文与可同,而且他的笔势之修长,与乡里的“修水”之名的潜意识影响外,就是修篁修竹的视觉影响。他把他的字,幻想成一幅幅抽象的竹图,他对于他早年的作品是极端的不满意,当他到了从山谷道人进入山谷老人的时代,天命已知,书写的境界已经是古人也不能望其项背时,他痛心的是文同的逝去太早,无法见到他这些自我得意的抽象竹图了(“三十年作草,令日乃似造微入妙,恨文與可不在世耳。此書當與與可老竹枯木並行也”)。道人悟道之时,不再称道人,而直称为老人,已经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古人的写竹与八法通,而山谷老人却是反行其道,以八法入书法,说是画字又是如何的,画是写来写是画,两者的共通是自然而平常的事,并无唐突之处。

  字如何写的有韵致,学养深是不必说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学养深,并非是常人能做到,纵是今天的所谓教育普及的时代,只是个数量的问题,与质量没有关系,想想古代的学者的修为,只是个人的事,在乡间的阅读,没有任何强力的监督,只是自我的发奋,由人入道,由道入老,老者,已是化境也,身已朽,而笔之神,却已经得之,这样足矣。

  两个元祐党的正副领袖在南方的乡间行走,远离政治的中心,但他们是文学的中心,他们是书道的中心,不顾政治影响的人们,会向两者求一字半文而为荣,他们成了散布文明的主力。

  山谷老人的楷行草皆功力深厚,尤其是晚年的大草,他有那么的自负,他在《墨蛇颂》云:“此书惊蛇入草,书成不知绝倒。自疑怀素前身,今生笔法更老。”不知是说的黄氏自己写的哪一帖,但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我感觉良好,似乎他可以与唐之张怀雁行了。

  而且黄氏在书法理论方面亦有自己的建树,有自己的论书的文字传世,体现其一生学书之心得要领。其中最有意味的是禅家的眼的说法,早于董其昌诸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近来从楷夫兄那观到一幅新的黄庭坚行书《晋卿帖》风姿高妙,笔法精美,见图。请诸位看官鉴赏之:

  关于《晋卿帖》,楷夫在微信中写道:

  “黄山谷 《晋卿贴》文:晋卿爲象江作此長卷,筆秀法奇,可爱可玩,固知髙山流水之操,非鍾期莫能賞也,山谷老人題 。对比有些双勾填墨本,此本明显是直接书写的,飞白自然,笔力洒脱,透着黄山谷的霸道。”

  此行书当是题在王诜作品的尾部的墨迹,说其笔法秀奇,可爱之宝玩,而且以为非世之高人,无法领会其中之妙处,若钟子期品伯牙之高山流水之音。

  关于这幅长卷的原迹我们无从知道,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象山是人名还是江名,抑或是指烟江,因为王晋卿有《烟江叠嶂图》,且有王晋卿与苏轼唱和的长诗各两段墨迹题跋。

  对于艺术的历史,我们的态度也只能不要过分的真,那也是山耶云耶的,无法给个清晰的说法,正是因为不过分较真,这幅《烟江叠嶂图》以真迹的定位而入上博,首功被说成是谢稚柳的。流入民间的诸多古字画,因少有识者而如云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着痕迹,同样也因一些鉴定者过分较真,亦流失而不曾留住,如珠玉不现其神采,如和壁不为世所宝,只能为之叹息。(余在上博观董其昌仿《烟江叠嶂图》,以为上博的所谓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并非如此)

  虽然山谷所题是一个迷雾,至少目前无从清晰,但山谷的《晋卿帖》字迹却是清晰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题字画之书法皆是在观赏美妙的绘画作品的良好心情状态下完成了,这个是清气四溢的。王晋卿虽是驸马却全然无一点尘俗,他是西园雅集的东道主,且与元祐文人交情甚好,所绘山水有唐风,其青绿山水承二李将军(《瀛山图》台北故宫藏),其水墨山水承王维、李成作派,(《渔村小雪图》美国收藏),尤其是《烟江叠嶂图》,广为世人赞誉,显然读王诜山水或诗文,是至高而难得的体验,由此带来的好心情,这对于书写是孙氏理念五合中的难得的一合,自然山谷老人是偶然欲书,而且写的同样有笔法秀奇,自然高妙而有仙气,可与王氏暂时无法现身的作品并为双壁。

  本博在《论先秦艺术》中有一段文字是说黄山谷的:

  “黄庭坚不善画,其书却被人说成笔笔是竹,确论也。修长的竹杆,飘逸的篁叶,化进他的抽象字形中,其笔势之长,并非出生在修县而修长之意念长长徘徊有心头,挥之不去,自然如竹的意象同样渗入书法运作中,如隶之抒展,亦是心灵抒展的需要,所谓畅神而已,此是从书法方面来看书画同源带来的景象,耐人寻味。”

  书画相通,而且是同源于上古时代族群对于自然的艺术性的理解与认知,虽有反论者,并不能逃脱这个天然的定论,非本人从众而是实是如此。

  那么我们再观此帖之中的“卿”、“为”、“钟”诸字的一撇捺,放纵修长,“长”、“水”、“之”诸字之一捺,舒展自如。“玩”、“也”诸字的背抛收笔之高挑,这种自由肆意的风尚与韵味正是其到老境时的一种自由境界,知天命后的一种从心所欲,无拘无束的天然作派。读黄氏的书论我们得知,黄书与宋其它书者的流风一致性,互相之陶染,皆从晋韵并以唐为骨,写意的成份浓郁,比如米芾之宝晋的,苏轼之无从定则的,甚至三蔡之行草,同样逸气四溢,不拘法度,在放纵的路子上,黄在四家中走的最远,这从其草书的成就中可以鉴之,虽然此帖为行书,仍然让我们读出山谷老人奇纵放逸的行笔风尚。

  书法是一种心境的展示,到老境时的黄庭坚,因为长期的压抑,渐渐地看开,而且他把希望寄托在书法的造诣上,他说“星家言予六十不死,当至八十。苟如其言,当以善书名天下。是可喜也。”,显然他希望天多给点时间,能够让他的书法能够到更上一层的境界,惜天不多假他二十年,乃是一憾事也!确实他的那种愿望是:“斧斤所赦令参天”(松风阁诗),希望其书道艺术的大树更高。而且他还写了《伊古诗帖》(黄楷夫工作室藏),其诗文云:

  伊古英雄性,

  常存慷慨間。

  安危難与共,

  出處亦何關。

  以我清晨夕,

  知君邁等间。

  愿推憂樂意,

  努力濟时艰。

  这一年是建中靖国元年春月,是年五月的“东坡道人已沉泉。”文坛领袖离他而去,这一年是宋徽宗立位之年,亦是多个地方政权并立之年,我们从诗中看到黄鲁直对于时局的忧郁与不安,这个君是否是苏轼,或者元祐文人的其它人,尚不得知,我们看到古代正直的文人退亦忧的心理形象,对于时事的关注与热血心情,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的庙堂对于他的忽视,使他对于诗文书法的醉心,这种矛盾心理。数年后,山谷老人终于仙逝,年六十有一。在他最后的十年中,所书的境界已经是较其早年与壮年满意多了,因为他仿佛悟道,或天纵其笔,留下相当多的迹,其中建中靖国元年所书甚多(见有关黄庭坚年表)。

  虽然黄氏自己以为天得多给年方可使书道达到更佳之境,但我们所知道的黄氏书法,广泛的为后人欣赏喜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临仿者多,又因传世墨迹少,而成为古代书家在拍卖市场执牛耳者,价昂过数亿,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人品,诗文与书艺的影响力,长盛而不衰,馨香弥久!(家林论艺)

  此帖除項氏系例印,乾隆係例印外,尚有元文宗的〝天歴之寶〞印,有钱君匋:曾经钱氏君匋珍护印,有萧山钟氏:琴书堂印,有雲間口严齋收藏记印,坚白所得神品,鲍廷博:知不足齋印,赵之谦刻:灵寿花馆收藏金石印,潘祖荫:潘氏秋谷所藏印(吴儁刻)等。

  5“石压蛤蟆”与“树梢挂蛇”的真实意味

  宋代的第一写手米芾说了: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这也同他好古集古的心理有关,到了宋朝,米芾还穿着唐朝的装束,与苏轼、黄庭坚的生活作派有点距离,或者米字近古典(相对于宋代而言),苏黄的字近当时的现代流行书风,或者开宗立派于宋朝者。

  苏黄两人皆有互相之间给予的号,一个是:石压蛤蟆。一个是:树梢挂蛇。

  (《独醒杂志》卷三中记载了他们之间一段风趣的对话:“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看客们先不急着对两个文词下贬意的结论,而是想想当年法国的印象主义画者,这个“印象”的词,原本是正统的评论者给予的带有贬意的词,印象主义的画者却是正经地拿来,作为他们流派的称号,你说他们心目中,“印象”一词还有贬意吗,当然还有后来的立体派,野兽派也是这种情形,这种原本的贬意词事实上后来成了褒意词。

  我想苏黄两人对于各自的书法,应当是充满信心的,否则他们两个不会互相的“贬低”(实为肯定,正言若反),然后能够在宋朝的书坛立定根基。

  晋人或者唐人立了那么多的规矩,制定了法度,却也约束了后人的步伐,所谓拟我者死,学我者生,不只是齐白石的意思,唐朝李邕本是这个意思。对于石压蛤蟆与树梢挂蛇,我们看晋人怎么说:

  晋代王羲之《笔势论》云: “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水虾蟆,此乃大忌,可不真欤!”

  唐人是宗二王的,米芾也是,但他后来有所反而动之(一洗二王恶札云云),至于苏黄始终是反而动之者,也就是不把王羲之教导当一回事,这也是他俩突破晋之成法,越过唐朝,而开宋人书法新面目的两个重镇。

  “踏水蛤蟆”与“死蛇挂树”演变成“石压蛤蟆”与“树梢挂蛇”,用词的变化事实上在苏黄两上的心目中是由贬入褒的变化,不然他们两人会在双方语言机锋的争论后能够会心大笑,这个会心大笑是充满禅意与喜乐的,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此文的机缘是我把自己的习作发到书法江湖,有评者云:石压螃蟹。接着我最近读雷达的散文《黄河远上》说到这段文字:

  “我住的小西湖南坡下,那里几乎都成了沼泽地,到处都是蛤蟆,聒噪得烦死人。有时我们一群少年拿着石头砸蛤蟆,眼看着砸死了一大片,但第二天它们的尸体全都奇异地消失了。”

  两者使得我曾经阅读历代书法文论时,依稀有的概念又重新的清晰,有写作的冲动。有人试验有气孔的石下蛤蟆是不死的,还有一些石中煤中蛤蟆甚至冰冻蛤蟆不死的传说,其实是说这个月亮前身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带有寓言式的色彩。

  金蟾蛤蟆(因身为黄色之故)与神龟一般的千年不坏的传说只是一个寓言,一个生命力永恒的象征,真实的情形可能是活的长一点,但总还是要走的,人身易坏其精神载体不易坏,尤其是艺术之迹,可以千年万年的。苏子瞻的书法体现他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形骸,石压是一种比喻,一种力量的象征,蛤蟆亦是同样的,这里要说的蛤蟆与龟,在唐宋还有其前朝皆没有贬意的,象陆游就说他的屋舍是龟屋,而在今天的日本还有人说自己的住所与店铺是龟屋,其实与长生有关,而不是胡人政权后的骂人的脏词。

  东坡在世上混才高性直(老黄也一样,不然为何叫鲁直),所以在政治圈里充满险境,随时有死了死了的危险,或如沧海中一叶小舟,随时被巨浪击翻。这个社会政治情形,黄鲁直用大石来比喻是妥帖的,而金蟾(蛤蟆)只是一种自喻,一个自嘲中带有对于自己书法艺术的自我肯定(虽然是黄庭坚说出,苏子却是十分的认同),这个随意的书法之迹是一种创制,前不见古人,后最多是拟我之来者,这种本无法的迹是从古法中创变而来,从有法中脱胎而出,或者是蛇蜕,所以有独特的面目。他的字肥而扁,有一种郁抑的感觉,同样有一种坚韧性,在压抑中伸张(压在身,伸在脚),在拘束中放开,书法一门,本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就象诗文,渲泻的媒介,总会有长长的一线空间的制造,来舒展自己的情怀。

  黄鲁直的书法放的开,也是与其人生的处境失落有关,现实中的难堪使得他的书法尽可以放开,要放开自然不得为古法所约束,线条能长尽可能长,笔势能伸尽可能伸,因为现实的情形是屈的,所以心理的生活现实是要尽可能的伸,这自然体现黄书的线条何其开张。

  黄书被苏子评为:树梢挂蛇,这个王羲之理论中原本有的死字没有了,而且还挂到树梢,有暗赞高古的意思中含,我们评介武十直升机,说是树梢杀手,这个树梢树杪,高高挂着的现代兵器装备,在视觉上其实是有气魄,是壮美的。

  蛇挂的方位变化(上方),去掉死字的贬意,就有某种视觉上的气势撼人感觉,蛇的曲线其实是一种屈曲的美,所以你观黄的《诸上座帖》那种婉转圆环的线条,长而纵放,与唐风(张、钱两人)的潇洒有点距离,却真实的反映宋人草书的独特风格,不是率意而是顾盼连绵的,迟行回环的,有一种曲折通幽的美。

  苏子的字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或者活力,这种特征的缘由是因为其在现实的重压下(好一个石压),他在其诗文与书法中找到缓解的机会,他尽可能在其的字象中看着是短肥的,形缩而意放,其实却是自由的活力中含,因为我们不要忽视的金蟾的身体特质是充满弹性与韧性的。要说字的技法上,米芾第一,但是书法是总体的博弈,技法只算一个方面,米芾短路在文词,在气魄,在道的本质的中含,书载文,文载道,所以文人的书法,很不一般,没有现实的书家的习气,洗尽尘埃,存一片天机,所谓宋四家,苏黄在前,也是非常自然而为大家认同的一个排名。

  作为江西诗派一面大旗的黄山谷,亦是因文辞的影响促进其书法的气势上的光大与发扬,诗言志,书载诗,底层的力量有时要借助一个人上层的力量,所以扬雄反复的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虽是正话反说却道出要在小道上成功还有赖于大道的加持。本人更欣赏文人的书法,因其少专门家的习气,并且是字里行间充沛着一种文人少有的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是养育出来的,是学习道与文而养育出来的,所谓“吾养吾浩然之气”正是这个意思。

  文人的气度与学养是有活力与灵性的,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而宋朝的两大文旌,无意于佳于书法却最终成为宋朝墨道双雄,也是毫不奇怪的。

  回到“石压蛤蟆”与“树梢挂蛇”两个形容词语,我们可以用更为单纯与简洁的字来概括,那就是“活”与“灵”。

  6人癫字奇—说米芾书法

  对于米芾,我是敬畏,对于评论他的书法,我是恐惧,因为有无数人写过了他,很多大牌论米芾,亦是尽善尽美的,我这个后进,还能说什么呢。有段时间,我的案头就摆着《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文章与作品都翻了又翻,只觉得与苏黄蔡相比,米芾更象专业户,这个也是他自负的原因。苏黄重在文,三蔡重在政,而米芾重在技,这个观点不会有太多的麻烦。米芾的出身不好,倒不是出身绿色,或者蓝色,或者橙色,而是因为母亲给太后接过生,这个与皇亲国戚沾点光其实亦害了他。也就是不洁的霉气缠绕他的一生,他的那种洁癖,其实是这种不干净的出身的自嘲,这么个社会,正正经经地活很难,所以干脆来个疯疯癫癫,以诗文书画奇石来麻醉自己的心灵苦楚。这此闲话少说,开始进入正题:

  对于宋四家的地位排名,我仍然是坚持苏轼第一,黄庭坚第二,米芾第三,三蔡第四,究其原因,就是书法不仅是技还有道,道法自然,而文以载道,这个文,应当是包括文学与书法,文通纹,书法是心画,心画上面是文学,文学上面是道,是自然,是人们洞见所明了的本质世界。扬雄说的诗赋小道,小道下面的书画篆刻更小,但若以壮夫(包括思想与文学的壮夫)来操弄,却是不一样的境界,三大行书没有米芾的位置,虽然米芾的《蜀素帖》自是不凡,这里面有一个公认的艺术品质认定标准。

  当然米芾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对于书法艺术本体的贡献巨大,而且他自己在这个方面是自负的,而且另外五人对于他是佩服的,别人是独挡一面,他是八面出锋,他的字的放射性的张力是惊人的。这种“刷”出来的字象时而秀润,时而苍老,时而沉着,时而飘逸,时而刚健,时而婀娜,时而伟岸,时而娇小,尤其到老时的飞白效果,非其它人能到。米芾在书法上的用功较之其诗文绘画深得多,这个是个人的喜好关系,他对于古人的学习,在他自己的表述中说得很明白,我就不费笔墨说它,至于为何米芾喜爱晋人,斋名“宝晋”,这个不仅与时代有关,还与个性有关,出身不好,还要尚法嘛,不仅书法之法不守,连社会的成法都不严格的遵守,借着疯疯癫癫来蒙骗过关,皇帝因爱书画,因为同好而不计较他的行事风尚,贪官同样爱他掏到的奇石而故意包庇他,官当得混帐,就象赵佶的皇帝活儿干得窝囊一般,这个代价就是艺术的杰出,为我们留下宋朝的艺术辉煌,自由潇洒的晋代风流正合他的心境,亦能减弱他心灵的苦楚。

  但到了这里我不得不抛开正题,放眼一下中国书法的历史,那就是有一种隔代遗传般的回归,宋人不喜唐人喜晋人,元人不喜宋人喜唐人,明人不喜元人喜宋人,这个隔代遗传的表述是艺术的传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实际上此亦是视觉疲劳造成的现象,在西方一个中世纪后,人们开始在希腊罗马的艺术中寻找自己的来源,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亦有某种隔代遗传的性质。后世的艺术总是会回归某个朝代,以古为新,应当说是自然的现象,这样你就可以理解米芾用心晋人较之其它深入的原因,虽然他的穿着是唐人的(其中此亦古已有之,屈原就是余幼好此奇服),不守宋法,标新立异,但书法却隔过朝代(略过了五胡乱华时期)从魏晋风流中寻找书法艺术的生命感觉。

  较之苏黄蔡,米芾的风格多变,笔法丰富,行笔快捷,或者高速,刷刷刷,刷刷刷,象个漆匠,在那个纸而造成的锥画沙,屋漏痕的效果十分明显。刷一面墙,其实很忘我,因为简单单纯,这个奇妙的心境也许被米芾破解,所以臣刷字的刷,当你联想到刷油漆时的感觉,就会明了米芾的刷字是何意,不仅是法的问题,还有心境要如何的,有禅意,超然,无我,空,淡,这个境界是靠悟与觉,不会在技法上突破的。刷新墙的快感是如何的,当一回油漆匠便知,不瞒诸位看官,我外公就是漆匠,我自己也喜欢刷漆,无任刷颜料,刷浆糊,我自己有某种奇妙的感觉,由此联想到米芾刷字,而且后来的金农,干脆把笔头剪了写“刷”字。应当有一点师承的,有人说现代的书法意味源自米芾,多少有点道理。

  米芾厌恶唐人,说了这句话: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实际上此语唐代的李白先生早已说过了:欧、虞、褚、陆真奴书耳。不仅是五代杨疯子不喜唐人,唐人亦不喜唐人。自然晋人若知唐人亦不喜唐人。艺术就是要求自由潇洒,行云流水,所以从艺术角度上说,晋代风流代代流传,不会成古丘,但是,所谓法只是相对于学习的基本功而言,同时是相对于官方的文书而言,只有行草书合于为艺者的口味,所以宋人多在行书上得力,并取得成功,米芾不例外。

  米芾的《蜀素帖》、《虹县诗帖》均是行书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蜀素帖》,米芾三十八岁作品,基本是一个盛年不可再的孤品,所谓的人书俱老,庾信文章老更成,右军书法晚乃善,只能是某种意味上强过年青的时代,书法的成长象一个人,年轻时英俊,老了只有老时的风采,更为成熟,向日葵,晚开的花,但是美与俊,却是一个时段的,所以最美之书法的评价落到《蜀素帖》上,它象一个俊美的佳士,玉树临风,也算自然的,这个有点象《兰亭帖》,亦是右军年青时的杰作,无法再出一帖,天合之作,《蜀素帖》亦是天合之作,纸墨相发的一个奇迹,这个纸,其实是蜀锦,如同汉代的帛,某种意义上是十分珍贵的,难写,非大手笔者无法为之,想那些汉时的帛书作者,是王府请来的一流书家,写手,为他们抄写文献。因为用帛写比用竹简写木片写珍贵而严谨得多,要求自然亦高得多,平凡之辈有自知之明,不会献丑,而米芾却是技痒,蜀素拥有者等待着,米芾却是追寻着,蜀素是阴,笔者是阳,两者合在一处,风云际会,人与纸,墨与笔,合,心境自然佳,技痒者自然是欲望强烈(偶然欲书),而且十分的自信,刷刷刷,杰出的墨迹终于诞生,天地为之久低昂,天雨粟,夜鬼哭的情形也许又发生了。记住,发生此奇迹前,米芾集古字已经很久了,按耐不住,佳“纸”让他银瓶乍破,一泻千里。

  米芾的《虹县诗帖》则是另一番的景象,白飞的感觉,飘渺虚无的意境,味之象外,得其环中的虚实相生作派,出现在此一作品中,同样是刷刷刷,这个偏锋侧笔“刷”出来的效果,能够给予不同如《蜀素帖》的视觉的美感,这个是暮年的作品,就象烈士,壮心不已,有一种猛气冲动渲泻到纸面,老辣苍劲,健挺坚实,如老松在风中作龙吼一般的呐喊,这个就是米芾的右军书法晚乃吧。

  米芾自负来自己何方,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他人一笔书,我是八面出锋,但如何的八面出锋,历史公案又来了,众说纷纭,我自己的理解其实很简单,就是张力两个字,八面出锋,不就是放射性的张力嘛,并不完全是运笔如何的复杂,而是字象呈现的力量感,他的字写得快,有点象一个武士挥剑,力量向外,刷刷刷,杀杀杀,难道大家忘了吗,书法是笔阵,是在纸面的战争,每个字的视觉感觉有一种英气四溢的感觉时,或者有放射性的力量感觉时,其实就是字写出来的效果充满张力时,这就就是八面出锋。这个我又想起千里阵云,单单从一个角度看是千里阵云的力量是向左右两边伸延,实际上是四面伸延,这个四面,与八面,不会太多的矛盾,因为四与八,三与五,是虚数,喻为多,实际上四面埋伏,十面埋伏,八面埋伏,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形成放射性的张力,形势的逼人,也就是极得笔势,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学习,师古人,集古字,再加天分高,米芾来自佛,去时化为佛(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卒前作《临化偈》云:‘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法(路)’”。),人来自己哪里,就回到哪里,这个明月前身,是冥冥这中有的,无法强求,更重要的是个性解放,也就是追求心灵的自由,不仅处世的作风要奇,疯疯癫癫,运行书法的作风同样不外于疯疯癫癫,忘记尘俗,超然物外。所谓人奇书古者,就是说的米芾也。

  不仅米芾,所有历史上的杰出艺人,中外古今的,都有共同的特质,人奇画(书)古,凡高,高更,达利,杨凝式,张旭,怀素,云林,徐渭俱是如此。

  8附文章:

  a王羲之书法问题二则

  书法作为心画,是心理历程的记录,对比一下下图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左)与《丧乱帖》(右),可见心路悲喜不同而笔迹所呈气象有别,前者平和欣慰,后者沉痛激越;前者能唤起心中的阳光感觉,后者是心里呈一派阴霾,所录文字心境决定墨迹的不同通感对观者的影响,书法的情感传达能力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书法的魔力所在。

  通常把王羲之与王献之比较为“内擫”、“外拓”两种不同的用笔风格,但在同一作者中,两种风格会同时出现,对比一下王羲之的《姨母帖》(左)、《二谢帖》(右),《姨母帖》呈外拓用笔风格,多含隶意,较为平正,《二谢帖》则呈内擫用笔风格,多倾势,前者大气包举,后者清逸削瘦,后来书家中颜清臣倾向《姨母帖》,李邕则同《二谢帖》之面。

  b杨凝式草书线条的疯狂与沉迷

  杨凝式在众人心目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外号:就是杨风(疯)子,但我们知道的古人对于“疯”与“风”,还是有点儿细微的差别,虽然实质上是汉字的通用与借用,一回事,但我们阅读杨的历史,知道他的所谓的“疯”是装的,没有实质的生理病态,因五代政治的动荡形势而形成的一种明哲保身的作派。

  于是古人评价杨凝式,用“风”字而非“疯”来形容他(多见于宋人的评价),更合适些,这“风”不仅是以风骚的“风”解,又如同是“凤”解,那自然会让你联想到“凤歌笑孔丘”的句子,这个李白诗中表达的思绪,正是杨凝式的人生处世倾向,此人之心与高古之风者同,同于接舆,亦同于卢敖。

  杨凝式一边醒着如日神,当着五代历朝给予的官,一边是装疯卖傻,竟然是得尽天年,活到八十多岁。书法中能够体现其酒神精神的作派,莫过于写草书,尽管赵壹非草书,杨风子因草书而出了名,在洛阳城里的那些庙宇,僧人们皆有意准备那些洁白的壁面,外加笔与墨,引诱这个“疯癫”的官员留下珍贵的墨宝。

  今世留下的杨凝式的墨迹并不多,《韭花帖》、《卢鸿帖》、《夏热帖》、《神仙起居帖》少数几帖,却已经足够让后人窥到此风人整体的风致。前两帖美为楷书与行书,逸气全不失却,后两帖“丑”而线条“混乱”不堪,是风人(艺术家)的沉醉状态下的所为,这个杨风子并不象李白、张旭、怀素那般的好酒,进入生理迷狂的状态,但他却能够以“疯”的形态进入心理的迷狂状态,笔走龙蛇不辨形迹,那是个疯狂心理假装,自然只是个表面的混乱恍然的形态,因而其表面上的线条迷乱却把法度暗含在中间。

  《夏热帖》尚有点刚硬而躁热的感觉,类似一些和尚画家用甘蔗碴画画的那种线条,至少他是用硬毫写成,或者笔还有点破烂,《神仙帖》却是宛转流丽,且还有的道风的沉浸,迹虽“乱”如同今世某些人以为的“丑”书,其实是法度并不失去,迷狂中不失清醒,混乱中尚有规律可寻,但对于高士般的古人,这些其实已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只是在乱世里混,在一种悲剧性的心理压力下,获得一种渲泻与解放,获得心理的慰安与平衡。

  世人书楷书与行书,还是有一个清醒的形迹在,书草书,尤其是狂草,则是沉入一个似是而非的奇怪状态,世人观之若老氏的恍惚之境(老子日: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唯物,唯恍唯惚),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层次与程度的差别,杨风子借助疯狂迷痴的心理,把草书的线条修炼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境界。

  日神的理性心理世界可能会使得你所创造的艺术有某种崇高的感觉,象颜真卿的楷书,其实也包括他的清晰能辨的行书,虽然是在痛感的悲愤心理下的作品,杨凝式的《卢鸿帖》近颜真卿行书的形骸,有某种阳光的感觉,却在心理上远致,有仙风道骨的萦绕作品之中,这与他的内心的方外心理一致的。但他的这个远致的心理,在其行书的作品中在程度上还不是特别的深,到了《神仙帖》中,已经进到一个迷醉的状态,进入一种狂逸的境界。

  这种心理世界其实因于某种的心理苦闷,不能象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正常的心理下的活着,而是要假装,要有掩饰,要戴上面具,但问题是杨凝式运气出奇的好,象汉朝的那个张苍,但张苍只在秦汉两朝混,危险性小的多,而杨凝式连唐朝算在一起经历了城头六次更换大王旗,代代为官,得以善终,这个概率并不是太高的。

  诗文书法成了杨风子的一种巧妙的处世媒介,一种依赖与凭借,帮助他掩饰性格,获得在乱世社会的生存与安然度过,尽管人总是要走的,但赖在尘世的时间尽可能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且幸运的。这个自然还得天的认可,然后自己也机灵一点,当然,书法是一种沉醉的方式,是一种酒神的迷狂状态,是一种心理快乐的方式,迹的“丑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放松了没,远致了没,进入神仙境界了没,到了飘渺的白云乡了没不一而足,心理到了一个本然的状态,获得无上的“菩提”(此词为道风的借用),这就算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感觉。

  草书的体验的过程是美妙的,不在于其形骸的留下来是否特别的万古,或者合于后世人的观赏口味,但我们从留下的形骸中找到古人的心理图式,古人激情波澜的心理起伏与走向。

  c赵佶瘦金体的风尚纤细如兰而劲节如竹

  赵佶作为落败的大宋皇帝,知名度是没有问题,但他的书法艺术并不是象赵本山那样依靠名气而增色,赵佶先生的字本来就是“瘦硬通神”,此四字真言亦是上品书法的可贵之处,“瘦金”二字,有人说“金”原本作“筋”,用意是有肉最下,有骨中品,有筋为上品罢,象我们常说的“颜筋柳骨”便是这样,用“金”字因皇帝之贵而更之,但“金”字亦足以称得其字,所谓“惜墨如金”是也,如此瘦硬之线条,用墨不多,字外行间,疏处可走马,或者是空间疏朗,象外之旨更为丰富,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虚处的意味更为丰富,空灵蕴藉。赵佶的瘦金体笔画如兰花的意味不仅是叶的飘逸相类,还有一种温雅柔情展示,一个温室的皇帝,常常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欢乐几时而无视边警的存在,一切相都在温文尔雅中,“喜气写兰怒写竹”,但赵佶的竹怕是连怒气都无,他的字有时会展现北碑的风貌,那钩是有碑风的铁画银钩,非常的长,元气饱满,这一切相,与自己无能而落入敌手完全对不上号。黄庭坚不善于画,书法却是处处有节,有风,有韵,笔笔如竹,米芾是刷刷如竹叶累累于纸的空宇,赵佶不仅是长如画竹更是字如竹无任形与韵,风姿与节尚,苏轼爱文同画竹而画理大发,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书与画,在宋朝那群人看来,只是探幽微,穷义理的媒介而已,中国画如哲学,陈子庄是这么说的。唐风的丰腴逼宋意尚清瘦,竹子的风尚在宋画中或者在字迹笔画中情趣充满,瘦金体总会联想到竹子的节和叶,没有铜与钢的硬却有一种柔的坚韧,如同一个王朝没有霸气而有一种内在的渗透力,上善若水的力量,皇家与文人的魏晋风尚行于庙堂,一群人在构建一个极高明的文化形成,流风布于中原之外而让人向往。因为赵佶以一王朝之力为自己之艺,代价虽大,但总是花得来,这些可贵的文化财富,还有其不尽的影响力,让后世的人民获得美的愉乐(尽量当世的宋民是痛苦的)。今人习宋画,往往用瘦金体来题款,这样配对自然的,当然,仍然是泥古者,学而不化是迷失自己。故书法之流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今天书法艺术呈现多元的流派,正是现代社会的合理存在。

  d赵佶的瘦金体—脆弱的水墨之花

  宋代的书法因唐楷法的齐备,达到无比的高峰,不得不求新的生路,这个生路,就是人们常说的“尚意”,但尚意的理解其实应当是“文学性”,宋四家中的三家有一个定论,另一家因为人品的原因,无法有统一的说法,或在技法上说或在人品上说高下,成了一个无法定案的所在,但排除末一家单单从前三家的苏黄米来分析宋代书法的风格特征,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值得注意,文人化的因素十分的明显,或者说宋人尚意其实是文人化,宋人把文学性,个人情感,时代情思准确地说是忧思融合在笔迹的运行中,唐朝的书法某种程度上是两极的风尚,堂堂正正的楷则与迷狂的浪漫激情(草书)同时存在在一个王朝的书法实践中。便是个人的张旭,楷书《郞官石柱记》(另有92年出土的《严仁墓誌》)与草书的《古诗四帖》并存,呈两极风格特征,无论楷法草法,均十分的完备。

  宋人书法的生路,带领者为四家之首的苏轼就以文人化的特质来引领宋代书法的新路,他的楷则总不泛意趣的充满,行草因诗意的展露而获得成功,紧跟其后的黄庭坚同样呈现浓郁的文学化倾向,除了米元章的境遇较好外,苏黄是流落在山野田园的人,他们的诗文书法与自然的关系十分的紧密,个人情感亦因自然的景致引发而来,但不仅仅是自然的问题,还有人生经历带来的人生哲理与国家忧思。他们的书风载体正是这种无形的东西含蕴,道与法的合一。

  尽管三个宋朝大家尚意,体态在尚肥,但相对于唐朝的颜真卿,仍然瘦弱些,从形态上看苏字还有点稳重,黄字态意张开,介于稳与不稳之间,米字求八面出锋,稳重感觉在下降,蔡字我这里忽略,单单三家足以揭示宋人的心理流,时代的风情与性格,他们三个的个人与他们的族群,心理上有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引领一个族群的部分,问题三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或者曾经在权力中心待过,却最终的外放,失去主导权,无法展示一个民族的方向。

  这样我的现在就把主角导出,超脱于四家之外的赵佶亦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书家,而且成就斐然,尽管他的王朝逝去很久了,他的水墨作品,包括书法,人们称道的瘦金体,还有他的草书(《千字文》为主要作品)一直在影响着书法的世界,甚至影响中国绘画的笔墨功底,临仿他的作者亦众,问题是这个宋朝的权势者,他的心态反映与显示正好把大宋的族群心理流动张扬出来,他的作品尤其是瘦金体的作品来透露族群的时代命运,或者他的那些作品群就是宋朝命运的水墨交响曲,是心弦的拨动,在总的观感来看,缺少沉雄苍劲与古穆肃然的意味,笔笔显得十分纤瘦,有点弱不禁风,十分的脆嫩,娇若温柔的花朵,无法抵挡北方的寒流。赵书所呈现的都是晚霞明灭的一瞬间的闪耀,字如其人,这个人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王朝与他的合体,这时我想到李清照的“绿肥红瘦”四个字,宋朝是文明灿烂之花,而周边的肥绿,却是四夷的北方游牧族群,蒙、金、辽。文明落后的夷族却在力量上十分的壮健,他们似乎是一个比一个强,个个都冲击过北宋的边疆,目标最终都是宋京,中原的核心所在。

  在连环的鹰隼群的冲击下,花朵终于的凋谢,形式上的文明王朝,半天下(偏安临安),到最终的玉碎。有意味的是金朝冲击宋朝,自己却同样灭国于比它更强悍的元蒙,而金的文人的感叹,以元遗山为代表,唱出的悲歌,曾经是宋朝面对金朝所唱出的。

  要说赵佶能力太低是一种无奈,这个不属于马背取天下的王(皇帝),已经过了五世,属于末代的帝皇,自己因为是温室的花朵而被推向这个敏感的位置,他不会有开国者的雄浑与力量,心灵呈现的与他所书的风格很融合,实际上他所统领的王朝已经无法突破北方强敌的困境,从他的诗词中的吟唱中,秋风与晚霞,蝶对梦的追寻,反映的同样是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诗词如此,水墨书法形式更能展示这种无奈,所有的笔势纤纤瘦弱,看起来的坚硬如钢与铁,又是如竹如兰,飘逸有余而沉着不足,象是有骨其实是骨不成骨,更少有丰腴的肉来支撑他的水墨花朵(说骨朵亦可以),作为艺术的水墨之花其实是永不凋谢,便是艺术品有九百年的生命,如果有人临仿,它的生命其实在无限地延续,只不过这种心理流动的水墨曾经记录了一个族群的心理历程。

  如果拿马背上成长的帝王李世民相比较,李的书法尚骨力,尚势的强悍,筋骨肉的完美分配,无论是他的《温泉铭》、《晋祠铭》,荒寒古穆,还是他的命令式的行草文书,刚健沉雄又不泛飘逸俊朗,说不上甜美有点拙,却在视觉上有一种沉稳坚毅的感觉,或者苏轼的作品亦有这种沉稳坚毅的感觉,但他的感觉更多是个人的,亦与个人的遭遇相联系。而赵的书法风格呈纤弱之姿,尽管美丽但弱不禁风,心灵的呈现上难抗北方寒流的侵袭。作为统领的王却是与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观王者书,知王朝的风向其实不是虚妄的言语。汉王楚王同样是王,一个唱大风,雄浑自如,一个唱虞姬,凄凉气弱,风格高下自明。

  书法的理解在扬雄看来是“心画”,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心理的记录,有人说是心电图,不论何种说法,书法显现的心理流动与人格较之其它艺术各类明显,这是毫无疑问的。赵的瘦金体不仅瘦弱,而且在视觉上有点出锋过频,十分的剑拔弩张,不知的藏拙与退让,不在收敛而在张扬过甚,这个实际上有点力量不保存,破绽不掩,所有的字强力支撑,总是用欹倒的对角线来支撑方正而软绵的字体,这种心理迹的流露并不是因为赵佶一个人必有错,而是他处的时代决定了一个悲剧的命运,这个悲剧的命运其实是从唐朝的后期开始,汉唐中原的族群进入三百年的大唐其实在中间战火不断,形式上的勉强维持,而且这个王朝的藩镇割据状态到战乱再到赵氏开国时,因前者的教训而用强化中央集权的办法来维持王朝的久远和平,却弱化边疆的张力而在四夷的冲击下压缩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到最终遭遇灭亡。

  书迹的技法是表层的东西,而心理流动,族群本真的实在却是深层的东西,这个自然会反映到王者书家的墨迹中,有所流露与展示,无法隐藏,识者自然识之。

  在我的《(芙蓉锦鸡图的)美学意义》一文中这样写道:

  以前读宗白华的美学文献,记得他说中国古代的文献是探不完的宝藏(大意),确实如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遗迹往往又是美学阐解的对象,面对著名的《芙蓉锦鸡图》,必须发挥充分的联想来窥探其中的美学意义,最好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一幅简单的花鸟画,而是一个王朝的征象为好,而且那首诗的意义同样不同寻常,如四句偈: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毛。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山鸡是未来的凤凰,而今有点将要浴火的意味,在霜风中傲然,第二句是特写主体形象,第三句写主体对象的风范与德性,后一句子似乎说此华丽的凤鸟还有点的闲适安逸,悠然于紧张而萧然的秋风中。

  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宋来说,杯酒释兵权虽然加强的皇权的力量,但削弱了抵抗外敌的力量,辽金蒙个个是如鹰扬的强者,而宋朝仍然有点文质斌斌,好文艺而轻武事,是一个文化强盛的王朝又是一个柔弱无力的王朝,赵佶确实有艺文之才,在他当政时皇家画院是十分隆盛的,成果亦是后无来者,至少在花鸟画一门是前无古人的(仕女画在唐朝早已达到高峰)。比起后来的中西合壁的画师之画,如郎世宁的作品,此花鸟图的形象还算不上有立体感觉的,虽然在中国绘画一门中此幅作品算得上写实的作品。但那只是形骸,而图中的神韵与主旨却是后世无法比拟的。

  宋朝承唐朝艺文的余波,更为深入的发展,许多杰出的作品涌现出来,但《芙蓉锦鸡图》可以代表宋代花鸟画之高峰,不仅有艺术的意义,恐怕还有历史文化美学的意义。锦鸡是华丽的禽类,如果加一番火浴,那就是凤凰,但凤凰属于阴柔的文禽,正是宋王朝的写照,而外面的少数民族更象有霸气的鹰,有点阳刚味,把此文禽呑没。这就是两宋王朝的命运,似乎从此图中揭示出来。

  凤凰涅槃确实是一个美艳的故事,从后周获取政权,一个山鸡化为凤凰,栖于梧桐,食于竹实,南山为福地,朱雀是其身与号,把汉唐文明修炼到一个炉火纯青的高度。宋灭亡的是一个形骸,而它的精华,文化的沉淀,则是散发四方,同样沉淀在留守中原士人的心灵之中。

  赵佶作品有某种象征意义是无意的,不知不觉的,而且作为古人,并无现代的哲理思想,只是做到,被现代人重新的解读。爱好汉唐文明文化的人们,梦回唐宋,从那些文化遗迹中寻找昔日的梦,获取心灵的欣然。

  以上的文字是说画,但诸位对于中国“书画同源”的理解不会有太多的疑问,它们是相通的,此文的重点当然是书法,尤其是瘦金体的书法,人们分析此金贵之身的古人书写的书迹时,从艺术或者技艺的角度来说赞许的多,各种的分析,如何的出锋,如何的劲挺,如何的形态上象钢刀、匕首,如何的象金钓,如何的三角稳定,如何的欹角,但我们从《芙蓉锦鸡图》题画诗的首句“秋劲拒霜盛”中已经有了预感的不妙,只是在无奈中淡然不惧罢了。秋劲能拒霜降与冬天的来临只能是一时的抗拒,最终的是大雪压来宋庄塌了。

  作为主上的赵佶不是普遍的个人,他联结这个国家的命运,故他的心理流动,心理状态与时局相关,他的书迹反映的是他的国家与子民的强弱与成败与否。另一首瘦金体的秾芳诗揭示的意味更为明显:“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零露沾如醉, 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 翩翩逐晚风。 ”这首诗更贴近文章的标题之意,因为赵佶观看的庭中之花其实就象自己的水墨之花的瘦金体,生活中的花与他的墨花,其实有了相同相近的意味,所不同的是生活中的花是会谢的,而他的墨花虽然揭示他与王朝的命运,但水墨之花却成为永恒的记忆,尽管今天看来仍然是脆弱而不雄浑。

  “秾芳依翠萼,”这个“绿肥红瘦”的另一种说法,“焕烂一庭中。”其实当年的宋庄就是一个艺文繁荣的景象:图院的故事,西园的雅集,艺文之星灿若星汉等等。“零露沾如醉, 残霞照似融。”“零”与“残”两字起头,那种美丽已经是十分美艳无比了,但却含有忧愁,浸润了一个凄凉的色彩,或者是回光返照的凄艳之美。露水终究滴尽滴干,虽醉亦是短暂,晚霞此时虽明,过后呢?当然要灭了。乐观者可以说人生的晚霞多美,但逃脱不了凄凉忧愁在心头掠过,这个恐怕是赵佶与他的子民的在国家滑落时代的心理同构。“丹青难下笔, 造化独留功。”自然之花之美无法用笔来描摹,一个王朝的美丽与艺文的繁荣与风韵同样无法写尽的。“舞蝶迷香径, 翩翩逐晚风。”庄生晓梦迷蝴蝶,赵生的蝶梦却在晚风中,美丽的王朝之花将凋谢,没法拯救,醉就醉个痛快,人与国化为蝶梦,王朝最终是葬送在晚风中,王者诗人此诗似乎自己唱给自己与族人的挽歌,这个结尾的意象,象征与哲理的意味,其实也是深刻的,尽量赵佶无意说得如我们这般的理解,却在今天的读来,确实意味深长。他的诗在说他的国家,他的个人,他的诗画与书法艺术,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他的书法风尚亦在折射他的诗歌与绘画风格,相眏相成的。

  “绿肥红瘦。”这个经典的句子出现正是北宋晚风的时代,崇尚文艺之花的国度其实就如一朵秾芳的花,开过后的凋零成为不免,文明文化高的国度往往是瘦弱的红花一朵,凋谢后的是一片绿郁,胡人太肥,终究占了中原的江山,尽管后世有所复兴,但总难尽如人意。但水墨之花虽然脆弱,征象了昔日王朝的往昔,却也因为是上善若水的文化与文明之迹而获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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