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斗碗”的美丽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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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斗碗”的美丽与哀愁

  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总也带不走我们心中的激情。回首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琐屑小事,我们大抵都会在那些凄婉和哀愁中,发掘出蕴藏其中的精彩与美丽来。

  川西平原的老百姓过去有一个习俗,大凡婚丧嫁娶,都要请亲朋好友左右邻居吃饭,那就是川西俚语所说的“九斗碗”。红烧肉、粉蒸肉、回锅肉、咸烧白,甜烧白、凉拌肉、大杂烩、炖肘子和汤菜,是“九斗碗”的基本阵容;再外加若干时鲜蔬菜,就可以将爱吃肉的父老乡亲们好好招待一番。我认为,将民间筵席叫为“九斗碗”,不但可以窥见盛菜肴的器皿的规格,展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情,而且非常传神地传递了宾主之间的那种亲情和乡谊。倘若将“九斗碗”换为任何一种时尚的叫法就不行,不信你试试,难道能杜撰出比它更有乡土气息的漫溢出温暖的玩意儿吗?

  看似很土的“九斗碗”,就像我们儿时的乳名,即使被父母叫为小猫小狗,那也是一种亲昵的爱称,是我们心灵深处永不消逝的甜美回忆。城里的市民过去也吃“九斗碗”,不过在菜肴安排上,会根据时令的不同而小有调整,少了些大肥大肉,多了些精细菜肴。比如,把凉拌肉改成麻辣鸡块,肥腻的甜烧白则以清爽的八宝饭取而代之。那种“微调”的变化,与其说是城乡差别,倒不如说是饮食习惯使然。

  从我记事起,“九斗碗”便是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盛宴。举凡有机会,我总是不肯放过。但是,叫我永志不忘的,要数我在农村遭遇的那一次“九斗碗”。

  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我上高小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乳名叫“颜猪儿”的同学,与我非常要好,每到假期,他总要邀约我到乡下玩儿。我好像从小就有浓浓的农村情结,非常喜欢川西坝子的田园风光。如果是在暑假里,灼热的阳光会将我们处子的皮肤晒得黝黑而闪亮,恰似烟熏的老腊肉,即使与瓢泼大雨不期相遇,光洁而油亮的皮肤也会像天然防雨绸缎那样,体贴入微地呵护我们的心灵。倘若到了冬季,弥漫在川西平原上的雾气缭绕,与从农舍屋顶冒出的袅袅轻烟交融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是炊烟哪是浓雾,于是便恍然坠入了海市蜃楼,优游于人间仙境之中。

  生活在都市的水泥森林里,我们的心灵难免会感到疲惫,那么,回顾一下往事,或许会让我们感到些许轻松。即使如烟的往事让人迷茫,它却能使我们干涸的心灵长出绿洲来。在“大跃进”的岁月里,成都平原到处放“卫星”。那时人们意气风发,急功近利地想“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吃饭不要钱,天天像过年”,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那种情形,与现今某些人向往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情景颇为相似。不过,没吃多久,人们就发现食堂的米仓空空,猪圈里也没有肥猪可宰。眼看快要过年了,“颜猪儿”邀我到乡下去,说是让我帮他补习功课,顺便可以拾一些红萝卜缨子回家过年。我有些犹豫,心想,红萝卜缨子哪能做年夜饭?“颜猪儿”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于是神秘地告诉我,他当生产队长的父亲正好要办“九斗碗”,特意请我赴宴。

  “童子何知,恭逢胜筵”,是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脍炙人口的句子。当我首次在大哥的语文课本里读到它时,禁不住急切地向往自己也能有那种非凡的际遇。尽管事隔多年,我却仍然记得当年那一次“九斗碗”筵席——蒸菜有粉蒸肉、甜烧白、咸烧白,烧菜有鱼香排骨、狮子头,最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糖醋鱼,赫然躺在一只大斗碗里,另有一道传统川菜回锅肉,也散发出特殊的诱人香味。看来巴甫洛夫老爷子确实是一个天才,他的“条件反射原理”无可抗拒,我好不容易强忍住满口唾液,像正人君子那样正襟危坐,压抑住满心的激动,等待那一声“启动”的号令。

  然而我很失望——那些看似美丽、闻来诱人的蒸菜、烧菜、炒菜什么的,原来都是以红苕为原料,捣鼓出各种花样糊弄我们的。虽然那一道红亮的回锅肉,倒是没有和红苕发生任何瓜葛,它却是用厚皮菜当了猪后腿肉的替身,加豆瓣、豆豉下锅翻炒而成。尽管当时我对假冒的“九斗碗”腹诽不已,仍然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称颂“颜猪儿”的父亲是一个美食天才,他居然想出用身份低微的红苕做“九斗碗”的绝招,给社员办起了过年的“筵席”。

  席间,颜队长击节而歌,唱起他自编的一首歌谣——人民公社喜事多,地里的红苕起坨坨。要想过年咋个办?公共食堂办法多。红苕办起了“九斗碗”,七盘八碗堆满桌。红烧清炖加蒸菜,社员吃得笑呵呵。我对川西坝子农民特有的黑色幽默的认识,就始于这首歌谣。想来确实有意思,连猪肉是什么模样都快忘记了,只好无奈地用红苕去“顶包”,我们居然吃得“笑呵呵”的。浪漫的幻想之于人的精神世界有多么重要,由此可见一斑。颜队长这一唱不打紧,于是就成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正面典型。第二年春耕之前,当地公社便派颜队长到温江专区参加歌颂“大跃进”的歌谣比赛,他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出喜剧(悲剧?),庶几可以载入当地的《地方志》,以供后人在一笑乃尔之后,咂摸出蕴藏其中的深深哀愁罢?

  “顶包”是新近的社会流行语,好像与成语“李代桃僵”的意思比较接近,在传统戏剧的剧目里,则有“狸猫换太子”与之对应;而在成都人的口语里,只需用时下流行的两个字,就能将其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歪货”。用红苕去为猪肉“顶包”,不但欺骗不了淳朴的农民弟兄,连当年总角的我也能洞悉其假,自然属于最为低档的玩艺儿。新时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我们的生活展示了美好的前景,满足口腹之欲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九斗碗”自然也失去了当年的魅力。它虽然不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盛筵,却是埋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一处矿藏,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丝温暖、镌刻在我们大脑皮层里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物质条件的日益丰厚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们是否早已忘记了曾萦绕在心底的那些感动,忘记了这个世界曾有我们最珍贵的情愫?

   流星终究会陨落,它永远不会变成恒星。就像美丽而哀愁的红苕“九斗碗”,无论怎样“顶包”,它的实质依旧,绝不会变成红烧肉。怎么办?将陈年旧事小心翼翼地揣进怀中,让我们的脉搏合着春天的脚步一起跳动。我们走进春天的每一滴雨露、每一缕清风,与布谷鸟一道放声歌唱。歌声就是我们播撒希冀的种子,我们收获的,将一定是沉甸甸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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