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苦难与救赎的歌谣
序：感恩的生活是必须的
这里收录的文字，大多发端于2004年以后的时光里的某个瞬间。尽管其中有些应景的篇章，但我还是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书写之际，依然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阴晦感在折磨着我：一面沉浸于言说中语词制造的快感，一面又哀叹言说行为的无力。这种致命的冲突，源于我对文字的天然尊重。然而这正构成了我的悲剧。是的，我不会赞同虹影的话：“写作是我的宗教”——我不怀疑她说此言的真诚，但对写作的过度信仰与痴迷，只会加重她的文字的自恋色彩与表演性质，还有独断的力量。而我所认同的真正的写作，与诗歌一样，在本质上应该是喜剧的（我无法论证这一观点，仅仅是确信与坚持）。但作为宗教的写作，可能也必定是悲剧性的。所以，我不认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拯救的资源，它的确谁也不能拯救，反而会加重写作者的苦难。带有拯救意义的，只可能是写作背后的东西，譬如爱，譬如生活。
现今的写作之于我，可以视作一种生存的鸦片。吸食中的极度兴奋与短暂愉悦消散后的颓废无助，正恰切对应了我的生活：大多时候，我都是一个茫然的旁观者；惟有少许，才会从迷失中走出，开始在一个疯狂世界里的清醒——但这种清醒，却是以身染毒素换来。清醒时刻，便是写作时刻。而对清醒的追寻，便是对言说的渴望。这种持续到了尽头，写作便成了一种毒瘾，每一次写作，都是对内心底处期盼的冲击，无法逃脱。明明知是毁灭，却又欲罢不能。也因此，我的作品里始终流淌着一层血气，壮烈而慈悲。对读者而言，这些作品又是一种慢性毒药。很多时候，我都不愿重读自己的文字。我很感激那些愿意倾听我的吟唱的朋友，他们所承受的苦楚，决不低于我对写作本身的痛恨。总有一天，我会选择放弃，而那些文字，也只能散落在记忆的暗角，仅是作为一种怀念的理由而存在。
“书写：苦难与救赎的歌谣”，一些朋友可能会为这个命名欣慰地感叹：他们心目中的那个衣衫褴褛的过客仍然没有堕落。我愿为他们的善意的误解万分动情，并且还会毫不矫情地指出：这个词组自身富含的坦诚，并不因它不为我所信而有丝毫削弱。救赎，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中，依然是最让我心甘情愿献出激情的一个——尽管我一直质疑它的显现可能，并坚信自己难以获得拯救。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似乎成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跨越了绝望的界限，徘徊于信与不信之间。可我到底信仰什么呢？哈维尔说：信仰生活，也许。我欣赏这个睿智的老人，他经历了那么深重的磨难，还能顽强地活着。是的，信仰生活，我很乐意为他的话补上一个多余的尾巴：这样的世道，对生活感恩是必须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书写献给生活这个妓女：我们都在学习温柔地欺骗对方，同时又沉迷于相互间的快乐而虚假的诱惑。
诗人死了，诗歌万岁
——海子十五周年祭
1989年3月26日，从安徽农村走出的青年海子用他的鲜血提前结束了一个白衣飘飘的时代。关于北山海关悲剧隐藏的神学或暴力美学的含义，我已无力去开掘出什么新的文化碎片。加缪说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拯救与逍遥》里，刘小枫又深化了问题意识，将目光投注在诗人自杀的黯淡血斑之上——尽管很多诗人活得异常潇洒闲适，但在精神上早已死亡，当然这里也包含着谋杀的成分——文化成为了凶手。后人谈论海子，多半沿袭着这些起伏不断的信念之线，从“他者”的立场审视另外一个“他者”：海子的生存境域，海子的生理状况，海子的情感历程——以此为切口，来探入海子的诗歌写作。我要承认，这种传统的诗学方法论有其一定的应用合理性，甚至某些时候，它也能推导出诸多让人惊异的事物。但是需要指出，这种对外在身份的看重，可能会构成一种危害甚大的遮蔽。它先在地将海子定义为一个诗人——而不是存在者，对于一个自杀的生灵，存在的苦难折磨要比诗人的身份认同更为本原——从诗人到存在者，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至为关键的，是过于强调诗人的外在遭遇，是否有助于进入彻底的诗歌精神——毋宁说，这已经导致了一种阻拦？诗人与诗歌，到底该是一种何等程度的结合？这显现在海子身上，就是传言中的他死于看不清诗歌的出路，诗歌的光芒已被世俗的灰尘覆盖，但依他的智慧和灵气，是否能够预想，他的诗作在日后短短十年内被定义为一个时代的神话，成为后人诅咒和怀念的借口——或许只有这样尖锐而苛刻的追问，才能驱散约定俗成的看法，抵达真正的问题领地。至于结果，仍然值得怀疑，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些问题，已经打破了上帝为人类设定的禁忌——所以，诗人死了。
海子的自杀既可以视作一个精神史上的壮烈事件，也可以视作一种自然变故。“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苇岸的悼诗隐约表达了这种意思。将某些平常的事情提升到玄妙的形而上的层面，已成了国人书写的惯常技法——难道这就是观念史的唯一研究方法？海子死了——诗歌死了，海子死于诗歌，这种思维进路呈现的不是深刻，而是武断和懦弱。诗人之死是不言而喻的，而诗歌依然坚挺成长，只是它必须承担着更为深重的艰难。北中国的僵硬车轮，碾碎的至多只是一个天使的肉身，而难以碾碎那飞扬的诗歌。那些使人读来灵魂颤栗的句子，那些向往美好的意象，它们一经诞生，便很难有什么势力压制它们的流传。
我并不是在高扬诗歌而否定诗人的价值，只是在诉说一个事实：不能像流俗那样轻易地就宣判了一些事物的死刑。这里有两条诗学诠释的路子：由诗人进入诗歌，这种方法可以划归在思想史上；诗歌，仅仅是诗歌，没有其它任何搀杂，这是纯粹诗学的行进方向。这两条道路各有偏重，但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较，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条进路的过分着重，很可能遮掩另外一条的延展，从而徒增了对诗歌精神的误解。譬如思想史上的路子多是由外及内，由诗人的叛逆生涯来进入诗歌的悲剧精神——这诗歌难道真的忧伤无比？难道全是绝望的“天问”？还有那个问题，海子死后，是否所有的诗都是挽歌，正如奥斯维新之后，是否真的不再有欢乐的吟唱？很明显的，我们会看到诗人身上的某些因子对诗歌认知的影响。对现代汉诗的种种悲观说法，第一条解释路子能否脱得了干系？
诗人的存在与诗歌的存在并非毫不相关，但即使再为亲密，它们也是在各自成熟后而独立特行。诗人可以死亡，而诗歌的呼喊，甚至是嚎叫却永不停息。“我看见这一代人的杰出头脑毁于疯狂”，金斯伯格的诗句正暗示了这样的看法：让那些破败诗人见鬼去吧，我们只要他们高度疯狂之时遗留的光彩眩目的语词。所以，我对第二条诗歌诠释的进路充满难以言明的渴望，尽管我深知这也有走另一个极端之嫌，但或许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寻到诗歌诞生之前的面容。诗歌未必是悲剧性质的，那些从黑森林飞出的幽灵照样可以身披阳光，山海关的贫瘠土壤因为浸染了诗人的热血，也照样可以绽开桃花与春天。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海子1989年的逃离，但他的诗歌并没有跟随而去，诗歌不死，15年来，它历经劫难，却依然可让我们虔诚期待。于此，对海子的祭奠，也依然可以视作对一种神圣诗歌复兴仪式的降临的热切呼唤。 2004.2.29
仇恨美学的断裂
——读梁老师新作《2003之后，中国何为？我们何为？》
你听，十万人都哭泣了
一个人歌唱
在另一个世界里
——尤宇《挽歌》
读梁卫星老师的文章，总使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写在《俄罗斯思想》中的一段话：“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我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假如这个词语在100年前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含义还没有被历史挤压得完全变形，我倒是愿意把将其加在梁老师的头上，并且保证这一行为是十分虔敬的。如拉吉舍夫一样，梁老师看见那些在泥水中翻滚的人们又何尝不是泪流满面与怒发冲冠——只是这样的时代，他只能躲在黑夜里跳着凄厉的舞蹈，并因四处都是墙壁而撞得头破血流。这些热情的血液，飞溅到他的文字里，自然生出了一种悲壮的血气淋漓。无论是那夜读大师所遗下的精神札记，还是日常生活的点滴随感，都时时闪现着一个在荆棘丛中穿行的灵魂所遭遇的艰难。更难能可贵的是，承受着如此繁重的苦弱的梁卫星老师，却依然持守了一幅强健的心态，他依然坚信“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我们的原罪”，并不懈地向这个世道的丑恶发问。
旧历的2003年底，梁老师的大作《2003之后，中国何为？我们何为》横空出世，一上关天就博得满堂喝彩。我读到这篇文章，正是午夜。自开头，那文字缝隙间渗出的激情就把我的孤寂覆盖了。梁老师的文风一如从前，时而高亢，时而又低沉以致绝望，间或的尖锐质问，直抵黑暗中舞蹈的心脏的最深处。我总是揣测，是否自己的天性与梁老师莫名相象，还是良心关怀的接近，不经意时，便被这种热烈的文字打动，且隐约感知到梁老师的苦衷与用意。也正因此，我才斗胆接起梁老师的疑问——2003以后，中国何为？我们何为？——说上几句放肆的话。
2003以后，对于中国何为，我想在这个国家还没有确定它是否由我等草民的自由意志所建构以前，我们的话语无论多么有力，恐怕也难以发挥出实际效用。中国何为，至少在现在本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可能更重要的，应是我们何为了。或许我的说法有些犬儒，但在这样的国家，我们首先要关心的，却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智是否足够成熟，如果这些基本的元素还处于奴役状态，那么即使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也只可能成为“猪的城邦”。所以，梁老师的问题更应该落实到“我们何为”上——而更贴切的表达是：梁卫星何为？我何为？——“我”与“我们”，中间又多了一层僵硬的阻隔；而以“我”来代“我们”，似乎已沉积成一个民族的历史顽疾。为了减少一些谎言，我们还是把目光投注到“我何为”上吧。
那么，梁卫星何为呢？他在这篇文章中又说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七大节几乎一万五千字的愤怒的陈述映照下，梁老师用来宣扬“我们何为”的这一结语显得很是苍白无力。或者说，他并没有说清楚我们应该何为——在诸多激烈的指责之后，这个结尾的确不太让人满意，就像将一栋富丽的大楼推倒而只建了一个简单的草棚，旁侧陪衬着零乱的破砖断瓦，这正是许多回复者们所诟病的。在结语里，梁老师用“我们必须起来，2003之后，我们必须结束一个时代，同时也要开辟一个时代”此类的诸如某些明星级人物在某些场合才会发出的貌似响亮的宣教，来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是这方向过于模糊，而大多数国民的眼睛又是高度近视，很可能看成“此路不通”，因而徘徊不前了。
很显然，梁老师此处表述的虚弱正暗示了他的精神已沉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在这之前，梁老师更多的现身为一个悲切的发问者——向这个世界的不公发问，向人性的丑陋和幽暗发问。这些源自心灵的真切“天问”，必然将他带自一个信仰的摸索者必须经过的一个站点：漆黑的绝望之域。早就有人说过，在一个荒谬的境域里，惟有绝望是真实的。在绝望的河流中泅渡的人们应该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活在真实中，也许这真实只是一瞬间。梁老师是绝望的，他的文字和他的行为是最好的见证。2003年的关天ID“梁卫星”的自杀，该是一个人绝望到了何等地步的表征——虚拟的自身都不愿苟活于虚幻的网络时空了。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再次出现可以视作一个生灵的复活：他已经，或者正在走出绝望的迷宫，至少，他也找到了通行的路径。《2003之后，中国何为？我们何为？》正是这一精神转机的现实显象。
但是，他的出走并不成功。如我所说的那样，他只是用那些大而化之的虚套语句，决断甚至很是随意的言辞为自己铺设了一条裂纹斑斑的独行木桥，他还可能正在桥的一头犹疑，估算此桥是否能承受起他沉重的肉身。而我想做的，不是付之以旁观者的冷笑以及一些无聊之人的幸灾乐祸，而是要替梁老师追问：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我以前抨击世道的决绝竟变成了日前探路的犹豫？还有，我是否还有信心恩临到能让我灵魂安宁的光芒？我是否愿意在漫夜里等待，直到拯救的曙光重现？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梁老师的这篇大作居然写得如此顺畅。在一个言说流程潜藏着许多禁忌的国家，这篇文章不知触犯了多少忌讳，因而我读来竟有了壮烈的味道。难道梁老师在写作时没有注意到这些吗？之于一个对世事体验相当深刻的人，他肯定注意到了，只是他心中暗含着一股情绪，因无法抑制而赫然崩裂，喷薄到文字里，才构筑了作品诞生时的容貌。这容貌表面灼热，内里却无比悲戚。我猜测的这种情绪，或为浩大的仇恨，或为爱意。而比照文字，只可能是前者。这些对黑暗的恨，在绝望中堆积，又因找不到宣泄的出口而四处乱闯，终于，在某一时刻它可以汹涌而发了。正是恨的强烈驱使，才让梁老师忘却了一切言说的禁忌，把绝望之神强加给他的怒火全部引向现实的谎言和漠然，让它们熊熊燃烧。
也正是这种恨，让他在七大节慷慨激扬之后，忽然感觉失语，只得草草结尾。仇恨的政治美学就是这样，饱含浓烈的毁灭因子，它是最有杀伤力的批判武器，既可以对抗黑暗，也可以反击光明，在恨的吞噬下，一切坚固的对象都将粉碎，而最终，连恨的主体也不能幸免。里尔克诗云：“于是毁灭者也成了世界”，即使世界可以称作辉煌的战果，这世界也是毁灭的世界，一片冰冷的灰烬。以黑暗抗击黑暗，鲁迅先生是仇恨政治学的最彻底的奉行者。但如敬文东先生所说，“一个都不宽恕”背后，其实隐藏的是无尽的虚弱（见《失败的偶像》）。不幸的是，这种精神虚弱又在梁老师身上重现了。
记得初时，有朋友说梁老师有鲁迅之风，我还不敢趋同。而如今，这一迹象已然显露。我们是否应该为此兴奋呢？鲁迅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却是他个人的不幸。将一个时代的幸运压在一个人的不幸之上，在道义上，是否又值得效仿？也许这些问题远不是我们的智力所及，那么，就把它抛给敬重的梁卫星老师。幸与不幸，应该由他自己选择。但愿他不要用宿命这些借口来推辞。
哈维尔说过，说出真实是有意义的。这正是肯定言说动作的所在。可什么是那意义？意义又在何处呢？让人们知晓了真实的丑恶，而他们又无力改变这些，这只会使无良知的人更加麻木，使有良知的人更加苦痛。当然，我并不反对言说，我只是想问：说出真实以后如何？是像梁卫星老师那样最终落得精神口吃吗？还是有别的道路可寻？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梁老师早期的一些文章。那些文字是如此真挚。他写他在课堂上教导自己的学生要有独立的信仰，学生却站起来与他争吵（但愿我没有误解梁老师的意思）。读到这里，我的眼泪又差点掉了下来。那个时候，他心中爱的比重应该是大于恨的。可经过绝望侵袭，他却让仇恨淹没了自身。“因为恐惧，所以言说”，可恨意支撑的言说却是明显得底气不足。他是否又向鲁迅走近了一步？难道他真的看不见绝望中的希望之光，或者不愿等待了？难道他已忘了纪伯伦的告诫：“一个伟大的人，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也许他并不想做一个伟大的人——他因血流得太多，而忘了宽容？
艾兰·布鲁姆在纪念雷蒙·阿隆时写到：“一个人赞誉比他优秀的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对他们保持沉默，但是记忆却还是令我说些关于这位先生的话。”或许这样的时刻，我也该保持沉默，那又是什么令我关于梁卫星老师说了这么多胡言乱语，或者狂妄自大的话，尽管我认为自己是真诚的？是梁老师所说的恐惧，还是我对他的敬爱？我的确难以说清。我只知道此刻我端坐于寂寥长夜，心底却浮出加缪的名言：“在光亮里，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可能之于在黑暗里以头撞墙的我们，更应该坚守这样的信念。宽容与爱，是一道锐利的闪电，无论我们说出与看到的真实是多么丑恶，无论绝望的黑幕是多么厚重，它终能将其穿透，抵达大地上生长着的一颗颗虔诚呼吸的心脏。也正因为怀揣着这样的信念，我才愿意在结尾处写下埃利蒂斯的这段话，送给在苦难中挣扎的梁卫星老师，并试图回答“我们何为”：“双手将太阳捧着而不为它所灼伤，并把它像火炬般传递给后来者，这是一项艰巨而我认为也很幸福的任务，我们正需这样做。”
后记：天涯人物中，我最尊敬的长者有两位：一位是梁卫星老师，一位是宋先科老师。这两位老师都历经磨难，但依然在抗争着。而在所向往的道路上，他们各自导引了一种方向。我记得他们曾经在一个帖子的回复中争论过，宋老师是个百折不挠的实干家，注重坐而行之；梁老师身上可能文人气过重，有些理想主义，某些时候喜欢感叹几声。做这样的比较，并无褒贬之意。我一向推崇宋老师的行路之道，但在本性上，应该和梁老师很是接近。初上天涯，读到梁老师的文章时，便暗自敬佩，在内心引为同道先行。尽管岁数上有些差距，但估计梁老师体会过的灵魂苦痛，我还是尝过一些。也因此，我才斗胆写下这篇文章，希望梁老师看在同行于苦难之路的份上，原谅后学的冒犯。也以此文纪念我在天涯八九个月两百多天的美好时光。感谢诸多前辈的教诲，朋友的关心，以及几个虽未睹面但犹如相识多年的好兄弟的问候与玩笑，正是这些，才让我在重庆的一个人的新年里感到些许温暖。
2004．1．20
在上帝的圈套里挣扎
《在性与爱之间挣扎——莎乐美回忆录》 莎乐美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10月第二次印刷 29.80元
作为那个时代——十九与二十世纪交接之处——的德国文化圈子里最抢人眼球的美丽女人，莎乐美背上恶名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但流言的可畏远远超过时间的残酷，一百年后的我们再听到对莎乐美的评价，多半是这样：“她使尼采疯狂，她使里尔克终生忧郁，她使弗洛伊德晚年在书房里盯着一幅照片痴迷不语，或者喃喃自语——那照片的肖像权正属于她。”这个时候即使我们分不清流言的真伪程度，也会发自内心的感叹：上帝他老人家也太奢侈了，居然赐予这么一个女子如此丰厚的福音，她差不多，不，她已经在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时代，影响着我们的阅读以及思考，甚至一群人的命运；而我们呢，如果能与以上提及的那些光芒万丈的星辰有过一次美妙的邂逅，一次共进晚餐的机遇，都在想象里显得艰难。莎乐美能在短暂的爱恨交错间给尼采们以惨重的冲击，无论这冲击强劲与否，至少她的身世，会因后来书写者的道德好恶而变幻迷离——这再也正常不过。惟有她的容貌，凝固在冷酷的时光里，依旧明艳。
可在世人的喧嚣指责中，莎乐美也不甘沉默，她于晚年写下了带有明显辩驳色泽的文字。这就是她的回忆录——《在性与爱之间挣扎》。书名与书中各个章节的标题都是编者所加。也由此，我们可以再次引出上面的看法：这个书名纯粹是编者的一厢情愿，或者书商费心制造的情欲卖点。莎乐美的文字干净而深刻，丝毫也没有现代身体写作中流行的肉色；而那些内容，与其说记录了一个多情女子的坎坷生涯，倒不如说是一个灵魂探寻者的苦难笔记——它的沉重，远非轻薄放纵的人们所能承受。性与爱，表现在莎乐美身上是没有点滴冲突的：性是本能的自然反应，爱在古典时代被定义为人性的底色，它们和谐为一；只有当爱上升（或者下降？）为一种伦理，一种基于道德说教的压制性力量，它才与性产生抵触。可被命名为“怀疑上帝的叛逆”的莎乐美，早就超越了流俗的偏见，性与爱的冲突，之于她只是淡然的云烟。
我似乎在为莎乐美正名，似乎在向历史叫喊着：我认识的莎乐美才是真实的，那些对她的污蔑都是肮脏的口水。请原谅，我不想为此浪费笔墨。谁真谁假，也许在这个生命化为灰烬后就不再重要，包括她的回忆。但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莎乐美却提醒：“这回忆不是葬礼，它已经变成了人生的一堂课”。这堂课教给我们的，就是莎乐美真正在挣扎着，挣扎在上帝的圈套里，而不是性与爱之间——这里的“性与爱”，可能就是上帝抛给另外一些人的圈套。她的回忆的开端，就是幼年对上帝的体验：“上帝消失了”，“我们的宇宙已经被上帝抛弃了”，后来她承认，这是孩子气的说法，可“正是由于这种孩子气，当我后来想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和调整我心目中的上帝形象时，我发现根本不可能”。
这就是上帝的惩罚，这个女子过于美丽和智慧，她的尘世生命也必须接纳一些比较残忍的东西，譬如，失去对上帝的信靠。慧根和勇气远远不如莎乐美的我们，完全可以犬儒地将这些视作一个圈套：上帝让她迷失，又让她在迷失中无休止地找寻。虔敬而苦命的莎乐美，一生遇见了尼采，遇见了里尔克，遇见了弗洛伊德，也就是说她遇见了哲学，遇见了诗歌，遇见了实证性的精神分析理论。她想用这些人间的事物替换心灵中的上帝，可结果总是失败——上帝真的无可挽回。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她是幸福的，但我们应该对她表示钦佩：根据一个流言，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灵感可能来自莎乐美的挑逗，当然，这并不是诉说敬意的最明智的理由；在更高的意义上，莎乐美的苦难挣扎正显示了现代性的深重危机：人类谋杀了上帝后，诗歌（对应浪漫主义）与哲学（对应理性主义）正是用来填补终极空缺的努力工具，但结局只是徒增大地上的苦痛。现代性的历程与莎乐美的一生是多么相象。难道，莎乐美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天使，她在有生之年里优雅地拨动了三个天才男人的心弦，让他们不知所措，同时又启示着麻木行走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剥离了本原面目的流言才生出了新的意义。
2004.2
自由主义的江湖？
《不服从的江湖》 王怡著
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 24.00元
似乎在古今世人眼中，江湖都不是一个能充分论证自己存在合法的概念。巍然庙堂的权威话语重压之下，它时常被描述成一个逃避、反叛与暴虐的所在。但新时代武侠小说的流行且为正统学术视野所接纳，却对传统的说法构成一定力量的颠覆。于此，江湖被重新定义也在想象之中。逃亡者的天堂，正义的新生地——王怡的笔下，它又成了自由主义的摇篮，反抗国家非正当权力的营盘，当然，也是一个不乏情趣的逍遥天地。
文集命名为《不服从的江湖》，书的首辑也是写江湖的文字，以此安排便可见王怡的喜好与苦心。其中至为完整而又能透彻表达王怡思想的，应是那篇《处江湖之远》。两千字的妙文里，王怡为江湖的沧桑史划分了三个时段：金庸小说里的江湖，信义占据凛然高位，整个气氛还是没有跳出儒家文化格局与庙堂秩序的桎梏；到了早期古龙，江湖成了一个武功（个体生命的能量：毅力、野心等）高下的争斗场所，身份与道德因素渐趋没落，“个人主义的侠开始成为主角”，腥风血雨里已萌发了自由主义的苗头；《多情剑客无情剑》之后，武功逐渐为财富取代，“武功资本主义”向“金钱资本主义”急剧转化，浪漫的田园牧歌从此不再，终至《流星蝴蝶剑》，江湖帮会的企业化标志着江湖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个体财产成为江湖生存的依仗，自由主义的江湖逐渐走向成熟。
我宁愿相信王怡在这里的认真与煞费心机是真诚的。作为一个自由信念的坚定宣扬者，连饮食习惯也要扣上自由主义帽子的虔诚信徒（见《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从广为大众痴迷的武侠小说中顺便开出自由政治理论闯荡的艰辛历程，并非是难以想见的事情——这恰是启蒙的最佳时机。在《处江湖之远》确认的大致框架之下，启蒙者王怡启动了他对江湖的另类阐释。如他当年从暴力电影的某个细节推导出宪政思想一样，他从分析欧阳锋的东海流毒说及先验与经验的正义观（《欧阳锋的毒能流多久》），由郭靖的信仰危机探讨至权力施行的正当性（《郭靖的信仰危机》）……这种诠释方法的勇气，令很多大胆的后现代解构者也望尘莫及，更为某些学界的正道人士所不屑，他们看来，王怡的野气太重而难登堂入室。然而这一对比，更深化了王怡的自由立场，也导致了他对江湖的益加迷恋。
危险也就由此而生。自由主义是否应该停滞于江湖境地之远，而不去争取庙堂的权威之高？我要承认，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江湖很容易证明它的合法性地位，但它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威望去秉持正义？王怡选用“不服从”一词修饰“江湖”，既展现了他对自由信仰的决绝，又暗示了他对国家的敌视态度——“不服从”一说，源自梭罗的经典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瓦尔登湖（也算是江湖吧）的隐士开篇就引出他由衷赞赏的警句：“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江湖的确是自由主义者最值得钟情的场所——甚至就是人间的天堂。而问题在于，这个以契约为根基的天堂是否保有稳固的秩序，是否能阻止旧时江湖不曾断过的暴乱的继续衍生？这个共同体是否能祛除不公平的隐患，为它的子民提供最低的温暖保障——财富江湖最可能发生的，恰恰就是分配的不均，赤裸的利益引发嗜血欲望的疯狂？
可以善意地做出这样的解释，财富江湖并不是江湖的终结。承负着以上的问题，它势必还要在刀光剑影中拼杀下去。但正义始终是一道咒语，让江湖无法逃避——江湖的产生，就是因为正义在庙堂里被肆意践踏，而我相信它的鼎盛，也就是能名正言顺地喊出正义的口号与施展出正义的行动。其实关于这些，王怡早已预见：对“不服从的江湖”的坚守，正缘于对“服从的江湖”的向往。不服从的江湖是良知的江湖，侠客们不忍协同庙堂对正义的蹂躏，只得另张旗帜替天行道，然而他们又无法论证“行”的合法性，“天”意从来只在威严的庙堂；更关键的，他们也不具备行使正义的能力——江湖如同西方政治契约理论中的社会，本身是柔弱的。而服从的江湖，不仅仅是一个良知的江湖，还必须是一个正义的江湖。这延及到自由主义学说，就是它的国家观念不再是一个守夜人，而是一个强壮而慈祥的正义使者。没有良知的正义，可能会增添无辜眼泪的流淌；而没有正义的良知，不过是一个怨妇的深夜黯然哭泣——从古至今，正义远比良知重要。当然，江湖若能名正言顺地施行正义，它已不能再被称作江湖。这正是我想说的，正义普及之时，便是江湖的消亡之日。
2004.4
饥饿的狂欢
《饥饿的女儿》 虹影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0.00元
“我从不主动对人提起生日”，虹影这样开始了她对饥饿回忆的书写。生日是生命留在时间躯体上的鲜嫩胎记，或者说，它是苦难刻于世界的最初的痕迹。后半句话总使我想起摩罗，他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然，也曾有人拿虹影的这部自传体小说与摩罗的相关札记相比，认为前者对苦难的体验和描绘比后者还要刻骨铭心。这得益于小说的叙事特征，流动，细微，能在不经意间将深深隐藏在一个时代阴影里的东西敏锐抓住，加以详尽地展示。譬如生日，那个简单的开头，它以最散淡的方式缠绕住了整部小说的灵魂。也可以说，从“六六”——或者虹影——诞生之日起，饥饿这道符咒就如影随形地攀附上了。
这个孩子生于1962年，新时代至为惨痛的饥荒将尽未尽之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的时间概念所出示的隐喻：她没有亲临那致人死亡的饥饿，却要永远生活于周围的亲人和邻人们对饥饿的回顾恐惧中。她即使能在肠胃伦理上实现朴素的温饱，可观念上却是相反——她生活的环境，认同饥饿已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的压制使她很难认为自己已经逃离了饥饿的时代和国度。所以，饥饿的女儿所遭逢的第一重饥饿就是食物的饥饿，普遍的和形而下的，也是最能让世人痛切感知的。“六六”对食物的渴求，被虹影用一个近乎戏剧仪式的细节展示出来：十八岁生日那天，她拿着父亲给她的五角钱，跑了很远买到两个肉包，然而她又舍不得吃，便带回家去孝敬父母。谁知又勾起了母亲的记忆与恐慌——怀疑包子里是人肉。这里，“六六”企图在成人之时选择填补肠胃的方式告别饥饿，这是不可行的，食物只是暂时，饥饿永在；其后，她试着借助伦理与情感的力量消解饥饿，却又失败了，她的食物几乎让母亲恶心，甚或对历史的呕吐。最终，包子喜剧性地被远足归来的大姐吃掉了。
吃源于人性，因而这重饥饿无法摆脱。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欲望——对待欲望的最好方法不是压迫和忘却，而是驯服与导引。与吃相同，性也与生俱来，也在欲望之层上折磨着人的灵魂。刘再复先生评论中的“双重饥饿”，便是指其二者。尽管性的饥饿萌生远远晚于食的饥饿，但它所导致的精神苦痛却不是后者所能比拟的。小说中的历史老师扮演的角色，在价值论上为我们难以评判，但实际层面，的确是他充塞了“六六”的性之饥谨，虽然只是一次。可这一次却暗示了“六六”的转变与成熟。随即，命运便安排了历史老师的死亡，自杀而非他杀，故意而非意外。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作者的意愿：之于饥饿的女儿，历史老师的死，既标志着她的青春的完结，又言明了她的性之饥饿自省意识的萌发。或许用死亡演示这一切过于残酷和奢侈，但也恰切映证出性之饥饿的重量，为软弱生命体所不能承受。况且，“六六”与老师的一次性之欢娱，就让她体味到生殖的磨难，这里的意味已超逾了平面的艰辛，而生出深层次的色泽。
也由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层面的饥饿：伦理的抑或道德的。“六六”打掉的小生命在身份上被称为“私生子”，而最终，她也明晓了自己，也是私生子。可以说，“六六”一生下来就是反伦理的，生父与母亲的恋情是反伦理的，养父与母亲组成家庭也是反伦理的……伦理的饥饿在这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一个超然的生命，他永远不会尝到伦理饥饿的苦涩，这是“六六”的最终走向，也是一个幻影；而此前的这个女子，却一直企望回归现世伦理的子宫，去感受那种状若灿阳的温暖。但我们也会发现，小说的基调是仇视固有伦理的。虹影在一次访谈中也说过，正是私生子的身份和遭遇，使她不甘沉默，要为世间讨回新的公道。且不管这公道的具体内涵，单论眼前的小说，伦理的饥饿情结始终纠缠着“六六”，即使在她确认了生父后也没有改变，也正是这其中衍生的反叛心理促成了她的离家四处漂泊。她以对迷乱和自由的体会剥离伦理加以的束缚，但结尾处，她还是回到了生父的墓前，浮满笑容的脸也会黯然泪下。反抗伦理并不能销蚀伦理的饥饿，却非常可能是加剧。
那么，“六六”为什么还要回去？她为什么会笑着结束悲伤的故事？对这个生下来就心灵饥饿的孩子，在苦难中蠕动挣扎的孩子，还有什么能将她触动？食的饥饿，性的饥饿，伦理的饥饿，最终汇成了灵魂的饥饿，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生命对天然欠缺的热烈反应。这些饥饿刺伤了这个叫“六六”的女孩，或者女人的尘世生活，使她的叙事落满暗淡的灰尘和凌厉的血斑。二十年后的重庆天空依然是阴郁的，然而我们阅尽这个女子历经的灾难后，却看到她的心底相当纯洁和光亮。“灵魂的饥饿”，是查尔斯·汉迪的一本书名，他在说所有现代人浸染上的一种疾病。既然饥饿已如此肆虐，谁又能逃避，又有什么能让幸福的底色透出黑夜的厚幕？小说里，虹影这样回答：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这些话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波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的心中，就能保护我。
在此，我不愿重复救赎的含义，无论对于信者还是不信者，都已没有必要。当一个人说出上面那段话时，还包括“饥饿是我的胎教，苦难是我的启蒙”时，她已用自己的脚为自己指明了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视作一个坚强的跋涉者所留下的文字见证。多个层面的饥饿相互碰撞在一个柔弱的躯体里，升华成一种毫无喧哗的狂欢，一种灵魂的舞蹈。主角是真诚的，虔敬的，于是观赏者们在颤栗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生命的第二次诞生。“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必须留下时代和它青春的狂怒”，回望起来，用加缪的这句话来评价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应该是最为恰当也是最为亲切的了。
2003.12
暧昧的欲望之舞
《K》 虹影著
花山文艺2002年1月第一版 19.80元
朱利安·贝尔虽然生在了20世纪，但在骨子里，他依然是个启蒙初期英法沙龙里的浪荡子：强烈的傲慢与自恋，末世贵族的落寞，一触即断的脆弱感。他的短暂的一生——这个家伙只活了29岁——并不因为是一代才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就能逃脱欲望之神的苦命纠缠，甚或相反，命运对待他更为残酷了。那种折磨最剧烈之时，便是虹影小说《K》的开端，1935年的秋天，朱利安来到了中国的武汉。两年后，他死于西班牙的战火，青春烧成灰烬。生命的最后时光，是被一个陌生的中国女子的名字吞噬的：唤做林，或者K，或者，宿命。
虹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诗歌，革命，偷情，死亡……这一切宏大的语词，在最本原上的隐藏，都是欲望的某种表现。诗歌以文字与吟唱的方式；革命以暴力与鲜血的方式，偷情以肉体与热情的方式，死亡以告别与消逝的方式，各种相异的诠释交汇一处，便成就了小说叙事的纷杂。但中心词是显明的：欲望。
诗人朱利安一直认为，行动才是最有力量的诗歌，所以他会不远千里地奔赴远东参加壮烈的革命。但于现实的重压之下，诗歌总是无力的想象。朱利安刚到中国，尚未见识革命粗暴的影子，就陷入了一场关于情感的温柔迷梦——上天的这种安排，对于诗人，却是美妙不过。那个女人，同事的妻子，有些名气的小说家，也是诗人；美丽，热烈，还有决断——一幅现代情人的性格，最容易制造故事：丈夫接近于性无能，而自己又擅长中国古老的房中术。正是这个身上充满了种种矛盾的女人，勾起了朱利安渐已死寂的灵魂。挑逗与期盼，拥抱与逃离，最终，居然使历经风月的浪荡子与不安分的东方小妇人深深相爱，然后，一人死去，一人漠然活着。这种残忍，才符合欲望的逻辑。
但谁瞥见了欲望之神的面目？没有人能回答，坚决而肯定。也因此，没有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林想留住朱利安，或者跟随他绝尘而去，所以才精心设计了致命的一幕：两人偷情，被丈夫程教授当场抓获。尽管只是猜测，朱利安还是感叹：她真危险——从没有带怀表，到忘记闩上卧室的门，再到延长了做爱时间，再到……林的确是孤注一掷了，用这样愚蠢的方式要挟他。这便深重伤害了他的自尊。狂野行为的背后，朱利安完全算上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英国人对待欲望的方式，就是审慎，所以他的想法，是准备在做爱完后，给所爱的林一个惊喜，带他走，永不分离。他相信他做的到。但结局就是这样无奈，一块破裂的镜子，即使费尽心机地重又拼凑，也是难以避免裂缝出现的，人照上去，就已经变形了，朱利安想，还是破碎了好。尽管他爱她，但他委实克服不了自己身上的某些缺陷，或者疾病，譬如这样的解释：“他突然想起，K，是‘神州古国’，中国古称cathay的词源kitai，他命中注定无法跨越的一个字母。”
这似乎又在文化上找原因了。虹影的这部小说，很难说有意还是无意，在把读者引向一个误区——朱利安与林的悲剧，在于文化的隔膜。“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心爱的女人。在林和程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的傲慢。”这是林的说法。而朱利安自己以为，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有很多地域上的障碍，是他无法跨越的，他的心里只装着整个世界。可这个世界之于他，又是什么？虚无一片，绝望一片。
习惯于在文化上找悲剧的借口的人们是软弱的。文化的相对性是最甜美的毒药，它可以给忧伤的病人们带来瞬间的快感，却在更长久上种下隐患。文化只是表征的事物，而人性才为根本。人的本质，都有着对恶的摒弃与对美好的向往。朱利安和林也是一样。他们由性到爱，由爱而梦想与子偕老，可造化弄人，林的急躁打破了朱利安的梦。其实说到底，是他们逃脱不了欲望的支使：林本可以晚点做破釜沉舟的计划；朱利安也可以早点对林说出惊喜……但欲望之神就是这样让人遗憾。欲望是上帝悬在伊甸园里的果子，亚当夏娃吃后，便开始了万劫不复的堕落生涯。朱利安死于炮火，林看到了鬼节里的白布无端溅上血迹——这仅仅是对他们始祖的命运的一次简洁的重复，无辜，但又必然。
2004.5
青春何以成年
——关于青春作家和青春写作
试图给某一群体或某种生活方式定义和命名不仅意味艰难，而且还隐藏着一种危险。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的确又是极具诱惑力的。所以，总是不断有新的语汇在我们的文化视阈里浮现与更迭，它们或者指称着代际的变迁，或者暗含着对某种新生力量的呼唤，甚或还有以“后”字为补充修辞的对旧有精神的延续及怀念。语词的层层堆累和破损，加上其中流动的争斗，便构成了新社会心理学中的一大奇异景象。青春写作，或者说青春派话语的打造，也在这股浩大的风潮中衍生成长。这些话语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青春作家们，毫不隐讳地出示着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相符的野心，那种未加思虑的狂妄宣言，足以让世人惊惶失措，疑似一场文学复兴仪式的翩然来临。
怎样赋予这个语词以明确的含义呢？“青春写作，并不仅仅因为写作者们的年轻，当然，这是无法轻视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尝试着用各种手法向这个时代展示青春的一切情绪和际遇：我们的梦想、微笑、无奈、空虚、深夜的潮水寂寞、以及纠缠我们的爱情和宿命的未来。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个人的好恶，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可以说这是一种智性写作，但它又与那种确切的智性无关。这里的智性只是感性的偶然沉淀——它想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激情和忧伤将青春的躁动淹没，乃至遗忘。”重复写下一年前所做的论断，并非炫耀自己的预知能力——尽管在一个思想急剧动荡的年代里，这一命题依然沉静地击中了那种不安的文化因子；这里只想表明一个事实：近些年来，青春写作这股激流，只是在原有的固定海河模式里继续回旋，也许速度更快了，也许力量更猛了，但它并没有出现那种让人惊悸的变动，它的伤口的苦痛，仍让它的面孔扭曲灵魂抽搐，以致在时间的冲积下更为深重。
青春作家们，他们中的某些家伙并不认同这个意味深长的称呼，在他们看来，作家的正面价值已被丑恶的现实残酷地消解掉了，因而充满着调侃的味道。他们一直坚持拒绝着现实所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诸如正义，诸如理想。这便注定了他们写作中所必然直面的某种冲突：青春源于现实，又企图反抗和超越现实。青春与现实，最终却是青春与成长的关系。这一坚韧的线索亘穿了青春写作的所有叙事：自90年代的郁秀女士开始了第一声“花季·雨季”的叫喊，越过新世纪的漫漫长夜，由一代天才韩寒先生所承接延转，然后将这一微弱的青春呼喊抗争成汹涌的浪潮；再有蜀中才子郭敬明先生，以一部梦幻式小说的出世，促成了今日浪涛的奔腾大势，且被预言长久不衰。这一叙事阵营的口号尽管零落不齐，甚至内部还争斗非凡，但在本质上还是凝聚一致：青春是一道妩媚的伤口（郭敬明先生执着引用的是：青春是明媚的忧伤）——即使是伤痕，也要无比亮丽，这就是青春作家们的立场——而成长，就成了苦难的陷阱了。
对成长的恐惧，也可以说是出自对现实的逆反心理——他们认为成长就是罪恶现实施于他们的一道无情的咒语，难以摆脱，成人便要参与现实的丑陋制造——在青春作家们的文字里首先表现为对青春的绝对美化。这种美化是地面上的美化，也即早期青春写作的统一范式，以郁秀的《花季·雨季》为代表。在这部曾经风靡一时的小说里，16岁和18岁的城市一族无知的嬉戏，其中的纯真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感动不已。可能说无知刻薄了些，因为很难断定那是作者的理性自然局限还是有意为之——故意逃避一些阴暗因素的萦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真正将青春天真化了，这是都市富饶的青春，霓虹灯和高级化妆品的青春，甚至这种青春还消除了那重繁华的虚假一面，它将校园清扫得一尘不染，宛如洁净天堂，而这里的生活境域又实实在在是植根于大地的。郁秀的见识决定了这些。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些现在回观起来觉得近乎幼稚的文字惊异地成为了那个贫瘠时代里那些饥饿而焦灼不眠的青春期人们的至为珍贵的精神收藏，尽管这些青春离他们很远，离成长也很远，远到毫无关联。
20岁以下的孩子们可能会感觉郁秀这个名字相当陌生了，花季雨季的故事也随一场流星雨的坠落渐渐消散。他们的青春，是在几重红漆大门里来回辗转奔波。他们记住的是韩寒，是《三重门》，还有那部很值得一提的唤做《九重门》的小说（似乎是借韩寒成名，但作者李海洲的才华不在韩之下），还有《此间少年》、《青春泪流满面》等。这是青春小说的高潮时期。这一段的叙事已放弃了对青春的美化，而直视其中的迷惘和幽暗成分，因此写作者的文字是些许伤感的，愤激的，还加上一些嘲讽色彩的。也正是这种正面真实的气息让我们感到亲近：《三重门》中的林雨翔，《九重门》中的程西鸿，《青春泪流满面》中的那个悲情的冷泉，我们读来都似昨日故人。我们的熟悉基于作家们的直白陈述，无论以哪种笔法，他们都锐利地点出青春里的某一块黑暗光斑：嫉妒、失落、校园政治的明争暗斗，还有激烈的情杀和仇杀。是的，他们没有躲进虚幻的想象，而是在冷静地凝视现实的苦难，并认真剖析他们所见的一切。这值得我们赞赏。然而，他们的内心仍然怀着一种对现实深重的惧怕，乃至绝望，他们的眼中，那里如同地狱，因此他们小说的结局总是这样：主角们既没有沉湎于青春的梦幻，也没有完成一个生命的“成年礼”，而是徘徊在两者的夹缝之间，满脸茫然——林雨翔经受过一次小挫折后便不知路在何方，而冷泉竟死于同类的拳头之下。这只能说明一点：我们的青年作家们，文化心理上还是不够强健，甚至就是那最后一点虚弱，在关键时刻侵入他们的创作思维，将犹豫在明暗当中的身影击倒在地，并狠狠压上。
我已经说过，这种类型的小说波澜仍在继续，而且威力不减。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幻城》的出道抢去了它们的大半江山。瘦小的四川少年郭敬明，用质朴而干净的文字成就了这部半童话半科幻的唯美传奇。它引起的轰动已远远超过这个时代普遍的冷漠，尽管毁誉参半。从某种意义上，郭为青春写作提供了又一种可能，即以彻底反现实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绝望，这也是极富力道的批判的一种。他是在写一个虚拟的城，这城已不同于早期的郁秀，郁秀的青春之城是建造在大地上的，而他的城是建在天上。他承继了韩寒，将那些不知所往的青年直接提升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三百多岁才算成年，这是《幻城》里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细节。对成年时间的剧烈性推迟，在本质上论证了对成年的否定，其间的焦虑不言自明。然而，幻城的建构依旧不能化解这种焦虑，幻城中的权争，情争，还有战争，仍在暗示现实的魔力所及，扩散之处，世无所避。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些焦虑根源与人的本性，只要有人存在，恐惧就在反复。幻城是生灵之城，所以也容身其中。郭敬明的青春始终逃脱不了成长的烦恼。
然而，青春何以成年？问题首先在于要审视青春与成年的关系。仅仅如我们的青春作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吗？在他们才气横溢的诠释下，成年象征着现实，而青春就是反现实。实际上我们都会看到，从人的生下直至他们的死亡，他都在现实的阴影（在很多人眼中是阴影，但也有阳光的可能）笼罩之下。青春和成年同属现实的一部分，并无根本矛盾，甚至也无明显的界限。而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之所以对成年深怀忧虑，主要是因为迈入成年之门后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苦弱，头也将撞得更痛，所以他们恐惧着。而他们恐惧的原因是真实存在吗？或许是真的。只是我需要指出，这种原因并不成其为原因。成年作为一种生命的礼仪，迟早都要到来。躲进童年的忧郁暗角是无用的，企图将其虚无化也是无用的，它依然会在某个时刻冷酷地降临。而那时，以哪幅心态去面对，有些虚弱的青春还是更为坚强的成人，答案便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了。
这道理似乎太简单了。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呢？何以成年呢？西方有一个“成年礼”的经典说法，出自俄底浦斯。这位帝王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体验过绝望的煎熬，他就不能说自己是幸福的。“成年礼”，也就是“弑父情结”，正隐喻着成长是以推倒自己内心的权威为代价的，它导引的精神就是反抗与超越，且是依靠自身的潜能。而回到中国语境，只有寻根寻父（先锋小说），只有借助外力来实现复仇的愿望（武侠），这种雅俗作品所反映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沉积，也多多少少渗到青春写作者们的年轻心灵里。所以他们的观念中，我们很难看到超越的影子，是的，他们也有反抗，但是缺少一种成熟心态的支撑，总是失败。可即使是罕见的成功者，最终也与败者同命运，即沉溺，沉溺于肤浅的花开花落的伤情，沉溺于时间的漩涡。而青春若期望成长，首先便是对沉溺性人格的根除，当然，更重要的是对超越思想的向往，不是借于外在的强力，而是自身对自身的克制。而这一切，对于我们的青春作家们，将是一场自我毁灭的灾难：先是书写对象的丧失，然后是病痛时呻吟空间的沦陷，最后却是自身存在的消亡。成长征示着青春的逝去，青春都不在了，还谈什么青春作家和青春写作呢？
或许，我的要求真得太苛刻了；还或许……我在怀疑的刺激下抄下斯蒂格勒的这句话作为结尾：
“该文解决了它本身提出的问题，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它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附：烟花中的飘摇
《梦里花落知多少》 郭敬明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20.00元
在比较纯粹的意义上，即排除了外界关于天才的流言以及所谓造星运动的喧嚣干扰，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论断：《幻城》的作者郭敬明只是一个年轻的臆想症患者，或者道行不深的童话写手，也因此，《幻城》成了这个少年青春期遗留激情的优美分泌物；而《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出世，则说明了这个郭姓成都男孩已初具小说家的雏形，换句话说，这本书写得还像小说，尽管是二流的——在一个三流小说充斥的时代里。于此，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对他的这次转型。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诸多因他的转变而引发的指责之声。由起初的唯美以致绝望，再到沾染着淡淡忧伤和茫然的青春味道，直至现在的油滑和脏话乱飞的京片子，郭的语言风格的确让人捉摸不透。而我认为，这并不能构成对他进行批评的理由。我们更应该注视的，是文字背后隐匿的思想和价值取向。那个生活在冰雪神话里唤做辽溅的生灵，来到了新世纪繁华的京都，也许还换了性别，只是，他的眼神和血液依然如故吗？
《梦》的主角是林岚，高官子女，美丽，年轻。郭敬明说，她是个讲述故事的人，讲别人的故事。可我们看到，小说里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因她而发生，或者因她而消散在城市的灰尘里。郭用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冷幽默，娓娓而言着林岚在北京和上海两大都市里将近两年的往事。其中有爱情、友情、亲情；有拥抱、离别、决裂；有争斗、诡计、死亡；有凄怆的舞蹈、无法言说的黯然、还有，流淌在世俗空气里的细微幸福。待我们这样迷惘地走到小说的结尾，陪林岚冷漠地看着她生命里的几个男人，一个死去（陆叙），一个落魄（顾小北），一个沉迷于毒瘾（白松），她挽着另一个男子的手，些许伤感地在南中国的土地上漫步，一任时间随柳絮飘落。
我开始还有些明白，但到了最后，又被疑惑击倒：这个故事为什么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仅仅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或用遗忘的方式来祭奠未尽的心事吗？郭择取的对青春的姿势，是否暗示了他的用意：在回忆的悲戚或微笑里想象逝去时光的废墟--在不真实的梦里去数花落几朵？林岚的故事正说明了这些。她似乎一直在梦幻里——她自以为经历了无尽的情感磨难，承担着沉重的负累。但事实上，她依旧没有伫立于苦弱的大地之上，那里才接近真实。只有在那里，她才会看见她所吃的某一个佳肴或买的某一种化妆品就抵得上一个在黑土地上奔波的人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血汗所得；而当她看见那些失助的人们渴望的眼睛时，她还会感叹命运的不公吗？很难说幸与不幸，她没有看到这些，她仍要抱怨命运之神只夺去了她一个人的美好。也许，在她未降生时，这些就已注定。她只能生活在似梦非梦之间，看烟花坠落，数碎片多少。
我还是想起结尾处的歌谣，《梦里花落知多少》，它是纯洁的，而很多时候，这些被歌谣感染，飘摇在花香中的人们也是纯洁的，宛如娴静的天使。这也正是世人对林岚的评价，尽管她满口脏话，尽管她四处惹事。但是纯洁并不能带领她们企达幸福，纯洁至多给了她们一个甜蜜的梦境，可梦终会破裂。那么，以后的路又如何？是回到大地，还是像顾小北这样：“我经常在做一个梦，梦里是永远的十七岁，林岚坐在我的自行车后面，穿越了一幅又一幅明亮而伤感的青春。梦境一直延续，永不停止。”——她们倒是真心期望人生如一帘迷梦，如朦胧的青春，即使在终结之时也不愿抬眼看下现实中的丑恶？可是，对于这些花香中的孩子们，到底哪条路更好，只有神知道。
2003.12
音乐政治学笔记：张楚
王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黄家驹的面容看起来比张楚还要无辜——我可以同意这个说法，只是需要加上明确的界定：黄家驹的无辜与他的音乐一样，带有一种都市化的忧伤，他的观赏者，也只能是那种生活舒适以后感觉无聊和迷乱的人们；而张楚，初看就知是那个从偏远乡村走出来的未经世事的孩子，他的无辜，是那深夜里徘徊于繁华的十字街头，霓虹映照下开始怀念家乡牛背上的笛声与牧歌，与所置身的环境，隔着一个光年的距离。黄家驹属于城市，张楚依然停留在遥不可及的农业时代。
但愿我能将张楚的愤怒称作小农意识的偏激产品，它的直接指向，就是工业文明的冷酷和无边纵欲。在那清脆声音的指责里，夹杂着对小市民无知且幸福的生活的热切向往——《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和大伙去乘凉》，歌名就阐释了一切。两首以动物命名的——《蚂蚁、蚂蚁》和《苍蝇》，更显示了他对细微感动的看重，他在骨子里就拒绝那些宏大的符号与价值——它们可以光芒耀眼，但过于漠然，对于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只可仰望，却不能驱使他们移动脚步去靠近不切实际的事物。谁也无法想象，张楚会把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唱成什么样子，更别提还要炽烈的《光辉岁月》。
黄家驹可以成为一个积极自由的超级拥戴者，而张楚充其量会对消极自由观抱有一丝好感——而且是站在河的对岸看纷纷扰扰。他在政治精神上应该是无信仰的。他不会寄希望于人间的神灵，也许惟有上苍可以期待，但仅仅是期待，绝不过度指望——“天堂实在太高太远”。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灵魂又是无根的——我眼中的张楚，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半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愤怒，他倾向摧毁世间的一切权力代码；因为只想做个小民，他的无政府可能是相对的。
还有必要说说他最流行的两首歌曲，《姐姐》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大学校园里，无论是摇滚乐迷还是伪摇滚乐迷，都会怀着极端反叛的政治抱负，兼披着精英主义和暴力狂的外衣。依照这些身份，他们应该热爱高亢的《海阔天空》，而不是柔弱阴郁的《姐姐》。可事实正表明了理论推测的惨重失败。《姐姐》所受到的广泛欢迎与传唱令其它理想或绝望的歌谣（前者如《海阔天空》等，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愤青帝王何勇的《垃圾场》）望尘莫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被谱成现代人的手机铃声，更是时时敲打着那紧密联络背后隐藏的松散而虚弱的灵魂。关于《姐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善意的误读：大学生们向着“姐姐”（母亲）的渴望“回家”（家园）的迫切呼唤，正在暗示一代自由主义将可能遭遇民族主义的甜蜜软化，或者说，当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与民族主义的暧昧关系。忽略这些燃至眉睫的危险信号，后果恐怕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忏悔，还可能——这里，我们又要提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它在名字上就宣判了自由主义在道德感上的挫败，一盘散沙的孤独正是自由主义的伤口。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在荒唐年代出生的西北小农民张楚视为一个音乐政治学的紧要人物，他的流行，也可以当成民族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操作策略：它们更容易打动那些“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无所事事的人”，以及“想像鲜花一样美丽”的孤独的人——这所发生的一切，已近中年的张楚并不知情，就如我在写完这些很快就会遗忘的文字后，只会记住他依然还是那个“西出阳关”的流浪的孩子，在那段落满灰尘的岁月里衣衫破旧，眼神迷惘。
与尼采和海子共舞
——为姚伟《独舞者档案》序
为姚伟写点纪念和评论文字，是我隐忍多日的愿望。应该说，自与他相识之时，这愿望就无端萌生，并在潮湿而偏远的西南之域击打着我昏昏欲眠的灵魂，使我彻夜痛着醒着，且思考着。也正因为思考的欲望，才造就了茫茫人海中我与他的相逢。尚记得是自由主义者王禹麟兄的介绍，说他们年级有一个很尼采的朋友，大名姚伟，学问是如何高深，文章又是如何曼妙。我当时在西政正名如中天之日，还加上素常的任性和狂妄，对很多高人都相当不屑，但是听了禹麟的说法，还是一震。在我愚钝的头脑里，那个德意志的疯子是一个真正能让人恐惧的人物（记得罗素勋爵说过，尼采是恐惧的圣贤）。旧时的中国人只有尼采的狂狷，但道德勇气却远远不及。所以听了现在这个缺乏滋生天才土壤的国度里居然长出了一个尼采式的家伙，差点激动出一身冷汗。于是我便极力催促禹麟兄，想尽快见识一下这位天才，并在想象他是怎样得面目狰狞。
2002年的4、5月之交，我、姚伟、禹麟、还有大哲刘晨光兄等几位朋友，相聚在我所住的杂乱的寝室。那次聚会，也算是整个西政2000级学子中的群英荟萃。炽烈的灯光下，我极虔敬地打量着这位传奇人物的相貌，可思维无论如何散发，也激不起半点尼采的影子来。他眼神宁静，脸庞有些孩子气，谈吐也谦恭温和，甚至连激情都少有。彼时我虽然有些失望，却也暗想：这样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神态越是平常，内心累积的怨恨就可能越是浓烈，在这种怨恨火焰的烧灼刺激下，这人就越能靠近生活深处的苦难和光芒。后来的交往便证明，这个断言在姚伟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也正如此，我认同了在话语中将他涂上尼采色泽的行为，尽管他的长相有诗人海子的气息。
他的思想在大地上的留影，无论是那篇写海子之死的名作，还是晚近的《在午夜的宿命中逃亡》，都是激情升华后的黯淡光斑。的确，他和海子是相似的，他所坚执的，也是海子式的生命哲学，用鲜血追逐终极神域里的诡秘跳动的幽灵。而他的头脑，本质上是哲学式的，他身上富含众多的诗性成分，却苦于造物主没有赋予他宛转的夜莺之喉，因而无法唱出。那些未发的分泌物，经过理性残酷地过滤，最终沉淀为一种奇特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真正得将海子与尼采——诗歌与哲学结合了起来，而且做得相当到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结合是有些混乱的。两种在本体论上就截然对立的观念，拼揉的手法无论何等高明，都要留下班驳的裂痕。更何况这种结合，只能在某些部分上成立。所以他的思想，又时而呈现为一种无奈的分裂。如此，两道思想之线交叉颤动在他的灵魂之旅中，逼迫乃至是折磨，使他向那些前人遗留的沾染着血迹的脚印探进。就如我所读过的他的文字，都可以看作是对诗—哲这一恒久矛盾的注解。尽管他既不愿作诗人，也不愿作哲人，而事实上他却巧妙而宿命地集二者于一身了。
这样的书写也许过于玄奥，现实层面上，他更好地表现为与海子和尼采共舞，且都带着沉重的镣铐。他深知尼采的日神与酒神精神的划分：日神阿波罗高踞奥林匹斯山巅，世间一切事物投影于他的眼帘如同投影于一块洁净的明镜，他却恬然不起忧喜；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乘生命繁盛的时节，酣饮高歌，在不断的跳动中忘却生命的本来注定的苦恼。日神是观照的象征，酒神是行动的象征。哲学是属于日神的，诗歌是属于酒神的。而所谓的悲剧精神，就是使酒神的苦痛挣扎落影于日神的慧眼，使灾祸罪孽成为惊心动魄的图画，此时再苦难的世界也被观赏为一件冷静的艺术品。依照这样的说法，姚伟应该是悲剧的。他想做日神，但又没有那坚如磐石的心灵，他的心生于父辈的苦难，被烙上原罪的印迹，因而太热，热到血液奔涌。而另一个境域下，他不是一个高超的行动者——这里的行动并非具体意义上的，更何况在一个诗歌精神已经丧亡的年代，他的诗人心灵难以面对那些让人窒息的苦难，又加上性格中的懦弱，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选择逃避。是的，逃亡也是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从苦难之城中走出，到弥漫着温馨的地中海的微风和阳光之间，他就能完全醉下吗？苦难也因此就完全消失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姚伟一直在悲剧中困惑。
有一点我需要对姚伟提出指责，那就是他因既无法反抗又不能逃避所幻生的游戏心态。游戏是审美主义走至极端的最为斑斓的显象，而一位先贤早就说过，审美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它破碎后，留给人类的充其量又是一个难觅进口的桃花源。审美是绝望的无聊游戏，而游戏正是绝望者掩饰灵魂伤口的便捷手段，尽管其能为生命主体带来些许兴奋和快感，但它终归于沉沦的虚无。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赞同姚伟的做法。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异常罕见的清醒者之一，他更应该倾听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句吟唱：“请原谅我在一个疯狂世界里保持清醒”，这其中蕴藏着多么质朴的请求。当然，姚伟也是一个疯狂者，一个清醒世界里的疯狂者，至少在世俗之人都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时候如此。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世纪里（伯林语），疯狂是一种命运，清醒则成了一种立场。姚伟的思想徘徊在日神与酒神之间，他的现世倒影也只能落在清醒与疯狂之间。作为哲人和诗人的姚伟，正是奔跑在其中的一名寂寥过客。他的脚下，是无比空阔的荒野。他的周围，是空虚饥饿的眼神。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清了他年轻的舞蹈，与尼采和海子共舞的身影，悲怆的举手仰首。每一个动作所对应的仪式，都壮烈而不无艰难。
另一种罪恶苦的交错
我无法忘记那一双眼睛，在这个辗转不能入眠的夜里。从报社坐车回学校，些微冰冷的气息中，他很费力地挤上车子。中年还是老年，时光已残酷地将他的容貌模糊，我只看见他戴着破旧的鸭舌帽，用蓝色的围巾包住脸颊，身材是瘦弱的，但结实。有人下车，他找到了位置，紧贴着我。很偶然地一侧身，我与他的目光对视了。车内的光线是昏暗的，可那一瞬间，我还是看清了他的眼神，麻木，迷惘，说不上绝望——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绝望。这让我感到亲近，他像极了我的父亲。那一刻，我的喉咙里涌起一股咸咸的液体，是一种情绪，还是憋闷已久的呼喊？我只知道我在犹豫，是否要为这素不相识的人付上一元车票，还是亲切地问候一声，这些对他都很重要。而之于我，却是轻易的。可在车的摇摇晃晃中，我什么也没有去做，只是紧紧闭上眼睛，让黑暗更加黑暗，让回返心灵的泪水淹没一切。
我与他注定要成为擦肩而过的人，就像更多的人对他只会冷眼相看，甚至呵斥他将笨重的行李放远一点一样。可又是什么注定了我会为此事，为我的言行抱悔苦痛，以致灵魂难以安宁？利奥·拜克说：“父辈的苦难成为子孙的原罪”，可为什么有的子孙可以漠然疾行，而有的子孙一人却要承担那本属于十人百人的负累？又会有什么光芒将这些子孙从罪恶中拯救，而不是让他们沉沦于犬儒和无尽自责？再如果没有拯救可言，那么出路究竟显在何方——没有出路才是真正的出路？还有什么力量，能督促我在深夜里打开台灯，伏在僵硬的床上写下以上和以下的话，并且盘旋于阴晦的回忆而难以走出？
有很多次，当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看见某些生灵匍匐于地，举起筋骨暴突的双手，我总或多或少地送些钱币，尽管有时候我也知道那可能是场骗局，尽管我也相当贫穷。可那向天挥舞的手势，抓住的，索取的，正是一个人的良知和一生的轻重。终有一天，我可以忍心昂首掠过那些苦难的场景时，我知道自己并非变得愈加冷漠，也不是获得了更高的身份或尊严，毋宁说，这时我的自尊已彻底崩溃。我凭什么对别人进行施舍——请原谅我采用这样的字眼？仅仅因为我是一个重点政法大学的学生，而他是残疾人或者孤儿？我通过这种施舍，得到的是轻飘飘的优越感吗，还是使心情更为沉重？这些施舍能让他人得救，同时自己也得救吗——如果可以，那么生命也太廉价了？正是这些追问让我无比恐惧，恐惧着个人的无力和孤单。难道这才是一种早已命定的罪恶，先赋予他智慧和问题意识，再让他全身遍生伤口——知识就是多余的苦难？
还有很多时候，当我深深陷于一些疑问的泥潭时，我总想握住一根实在的稻草——也许那稻草永远脆弱；或者说，想踏进一块坚实的立场。我也时时告诫自己：追逐真理的路途上，是无所谓立场的，真理就是立场。但环顾现实，我却忘不了那些紧锁眉头竭力挣扎的人们，我的父辈，还有那一双让我颤栗的眼睛。假若我最终到达的真知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幸福，我该何去何从？大众的目光可能真的短视，他们的心愿，只是一顿可以填饱肚皮的午餐，一场没有半夜敲门替国家讨债的睡梦，一个安稳的人生，而真知，往往需要很多无辜的泪水与鲜血的流淌——当这两者极端对立时，我该站在哪方说话——无论怎样回答，都会伤害到个体的灵魂？正是这样的抉择，构成了一个知识人的原罪。他的有限理性，永远不能将他从恶中拯救。也因而他的一生，即使欺骗和回避，也将与苦相伴。罪恶苦的三位一体，已将他钉牢在另一种十字架上。这种十字架并非虚幻，至少你能听见，从那里传来的一个生命求生不得、求死不甘的凄厉呼叫，宛如我在这个夜里心灵中翻腾的声音，宛如数千年前的歌谣。
刘晨光
艾兰·布鲁姆在纪念列奥·施特劳斯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某种生命里，思想就是惟一真实的事件。”我初读之下，感觉艾兰是在评价我的朋友刘晨光。的确，在我们这一代能上的了台面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家伙中，我是最没有思想的，姚伟因思想而厌恶思想，惟有刘晨光，对思想一如既往地喜爱，就如同喜欢他未过门的妻子一样。其实那女孩现在哪里，我们的刘思想家还没见到影子。而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因为刘晨光的长相和说话的声音都像个极端女权主义者，其相貌之斯文，言语之温柔，足以让粗陋如我者羞愧千里。所以与他同行时，我总要慢他半步，以示对世界女性的尊重。
思想家刘晨光先生浑名“大哲”，是伪思想家姚伟先生所赠，后者浑名“哲人”。他们两人是一人因另一人而得名，不过到底谁前谁后，我记性不好，已经忘了。可为难之处就在于这二位老兄从不主动承认自己的雅号，以此可见知识分子都是无比虚伪的；更需要指责的是，就连我们三兄弟在一起，保证无外人窃听时，他们口中还互相推诿，尽管眼神里都闪烁着异常自豪和欢欣的光芒，以此也可见世风日下之程度，兄弟之情皆被严重污染了。因此我常愤愤不已，有加上先天愚笨，结果落得个神经衰弱。夜里睡不着，只好爬起来读刘老兄的大作，可每读几段都要出一身冷汗，没几天我倒被折磨成另一幅模样，神经高度敏感了，不但疑神疑鬼，而且也疑人疑文，常揣测现今文坛流行的某位先生是否智商比我还低。不过还是有一所得，便是发明了治疗神经衰弱的良方之一就是去读刘文，正如失眠可读我的文章一样。保证文到病除，欲购者从速。
写刘晨光，如果不说说他的文章，似乎对他构成了侮辱，因为刘晨光本质上还是个文人，评点一个文人而拒谈他视若珍宝乃至生命以致超过生命的大文，要比当着一众女士的面抽他个大嘴巴还让他难受。而若由我来谈他的文字，似乎也对他构成了侮辱，因为他老兄的大作我从来没有读懂过。据说读不懂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依此而论，无知便是最大的知识。看来这个国家白痴太多还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刘晨光先生隐隐约约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刘先生会赞同布鲁姆那刻薄的观点的：愚蠢也是一种权利，它是属于愚人的；只要这权利的行使没有伤害到所谓的聪明人，它将永远属于愚人。愚蠢是一种千载难觅的幸福啊，许多不幸福的聪明人感叹，那就让他们一直愚蠢下去吧。刘晨光是一个大聪明人，这点是无疑的；但他是否有上述的想法，我还没有福分做他老兄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不甚清楚，可即使是他肚子里的虫子，也未必说得明白——刘老兄的肚腹领地也太曲曲折折了，这也正如他的文章，在写完小资们的性爱姿势十三论后，陡然转至哲人王的梦想。这只得让我等愚钝者学佛般妄言：不可说，不可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知要说什么。
刘大哲看了我以上对他的无尽歪曲之后，肯定会高兴得摔两个跟头。他一向乐意奉起他的一位本家的诡秘笑容，像只老狐狸样不以真面目示人。实际上他应该是只至性至情的刺猬，可爱但不温顺。请恕我在这里卖弄，前述的狐狸和刺猬的对比理论是大洋彼岸的一个叫以赛亚·伯林的哥们闲极无聊时从古希腊的老坟堆里扒出来的一段唬人的东东。原话好象是这样：狐狸多智，而刺猬有一大知。我们也可以引申为：狐狸是愿意在多处打洞的，而刺猬只固守一个老穴；狐狸只站在喧嚣的公共平台上，而刺猬蜷缩在学院的寂静里（这是一个叫李欧梵的哥们梦游时扯出来的）。可我们的刘晨光面对这种划分时，却显得无边迷惘，这是聪明过了头的缘故。我一贯说他天生就是只刺猬，可他老兄就是不信。也许他嫌刺猬太平凡了，不能像只火狐狸那样能到处骗取美丽女士们的媚眼。就在我这样以愚蠢人之心度智慧人之腹的时候，我们的刘晨光先生正端坐书斋，虔敬地捧着政治学的课本，去追寻这个时代罕见的几只大刺猬小刺猬真刺猬伪刺猬所遗下的踪迹呢。他老兄要正经考研了，而不是像我整天游手好闲，悠哉悠哉地写这些文字，然后拿去换二两银子。于月黑风高之夜，跑到学校后门的小店里大喝一声：小二，上半斤水酒，一盘花生米。再对着刘晨光所居的那间雅室深夜不熄的灯光，心中默念一番，随即猛然一喊：啊呀，今宵罢了。便将醇香的旧事一口倾下。
梁入月
我一直认为，能在尚可激动的有生之年里遇见梁入月这等女子，是很幸运与快意的事情。她是一个难得一觅的天才，在一个不再生长天才的时代与国度里，这更弥足珍贵。自邂逅到深深相识，时光一个忙乱的转身，已是一年。而这一年的残酷，将她冷冷地凝固为我心中的一面镜子，光滑，平和，不失漠然，能让我在低首徘徊间从中瞥见一个俗人的劳累形状与卑琐神情。作为镜面的她的恬淡，却如七十年前十里洋场红月亮下的民国女子张爱玲，那种对世事的看穿，是在一个天才的青春时刻，已让人感觉恐怖了。
洞明世情并不意味着要退隐功名之外，一幅神仙逍遥的样子。甚或相反，我印象中的张爱玲是个很俗气的市井小妇人，只是俗到了一定境界，便隐然有了不食人间香火的气息。梁入月亦然，她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俗世俗人——但那依然是一个天才的俗法，心有不甘，却又欲罢不能。生为天才，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劫难，刀锋般的敏锐到了尽头，是睹见茫茫大地的一片虚无：苍天从来不仁，所有的美好都是世人无辜的泪水流淌的结果。关于这些，天才总是要提前参透，相形的苦痛也因而随之侵袭，将一个正欲绽放的年轻生灵狠命缠绕着。“那年，我们真的丢失了年龄”，青春期的梁入月喜欢虹影的这个句子，微微带有对宿命的伤感与无奈。处于这样一种境况的人的尘世生涯，将会是怎样的悲剧挣扎——梁入月的文字时而冰冷无比，一如张爱玲的刻薄，便是这种悲哀情绪喷发的明证。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第十四章篇名“恩典”，是上帝为某一类人——他们有着惊世骇俗的梦想，却又注定了世俗的庸碌生存——所开的药方：让他们沉下去，为尘俗的琐屑而幸福生活——是否幸福，谁也无法说清。而梁入月似乎悟到了这点：高中未半，退学，坠入社会的泥潭；再浮出来，两年稍纵，人间已改了芳华；为了继续一个天才的踪迹，她又回到校园。但她从心底感激那段突兀的历程，犹如一条鱼上水换气时看见了沙滩上太阳落下的光芒，所不同的，她是沉下，感触一种人性的幽暗。那些无光泽的日子里，一个天才终于知晓，这个世道，残忍而黑暗，消灭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堕落得更深，到地狱里去，再找缝隙回归天堂。
“天堂从来太高太远”，她会在不经意间哼起张楚的歌。她的另一面，的确是个很彻底的俗世俗人：她不期望于天堂的静谧漫步，而在意今晚的一顿夜宵究竟吃些什么；她会因为一个古怪的荤段子笑得死去活来，傻傻地，眼神里有一丝麻木，很让人心痛的茫然；她会不舍昼夜地玩一种很弱智的游戏，静夜里听远方以远的陌生声音轻吟浅唱，就此睡去，陡然惊醒后发现眼泪已流了满面，用纸巾拭干，依旧素颜朝天。她还会轻轻感叹：对生活的慈悲是软弱的，所以要在某些时候冷若冰霜，甚至对苦难一剑封喉……她的俗气中仍有天才的一面。
她也是一个靠文字跳舞的女子。而在这里，我不想说太多了。文字是天才最无力的宣泄，苍白的语言碎片终究难以将杂乱的性情表现得惊心动魄。当然，从文字里，我能更好地窥见一个天才在俗世里如何生活得快乐。俗到最高境界，不是所谓的大雅——所以她拒绝一切性感的修辞；而是抹去了俗雅的界限，很随意的一挥手，便是风清云淡——她的文字的洁净，能映射出生命的厌倦与动荡，还有悲天彻地的忧伤。一如我为她讲解艾兹拉·庞德的诗句：“人群中那面容幽灵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我会说，入月，即使你是从黑森林飞出的幽灵，在无尽的漂泊里，也必须承受枯零的花瓣飘逝的脆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像一个俗人一样，无忧无虑地活着，至少要忘记肉身的沉重或轻逸——幸好，造物主是公平的，赐予了她智慧与灵性，顺手偷去了明艳的容貌，她不是美女，又省却了诸多麻烦。只余那双清澈的眼，眸子灼热，漂浮着世间的清淡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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