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朝花夕拾（一）：水搭伴
（玫瑰水手）
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有这个称呼。
“水搭伴”在我们松溉有两个意思。一是指被水淹的尸体。
那时，川江航线上礁石很多，而往来客船多是木船。事故是经常的。再加上夏天江水常常暴涨，所以江面常常有“水搭伴”飘过。特别是东王庙脚下的下河湾，由于是洄水沱，“水搭伴”飘进来就流不出去，每年总有许多水搭伴在湾里飘着。人们就用一条草绳把“水搭伴”系了，等亲属来认领（这时也还让它在水面飘着，不能捞起来。一离了水，尸体很快就会发涨，腐烂，所以叫“水搭伴”）。 “水搭伴”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指川江里的水手，这是从上一个意思演化过来的。
这个称呼很形象。
水手的职业是整天在江上的，随时的生命危险，使他们不过是暂时活着的“水搭伴”罢。所以，一般的家庭，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揭不开锅，是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船上当“水搭伴”的。
“水搭伴”很少有四十岁以上的。一是因为四十岁以上的男子，很难有适应江上风浪的体力；二是因为“水搭伴”这一职业，少有活过四十岁的。咱们松溉有句话，叫做“河中淹死会水人”，靠江水过活的“水搭伴”，往往总是回归江水的。而何大哥以五十岁的“高龄”，却依然在江上讨生活，有滋有味地做着他的“水搭伴”，这就叫人不得不称奇了。“何大哥”当然不是他的本名，甚至他根本不姓何，何不过是河的讹音罢。本名是什么？肯定是有的，但并没有人叫，就被人遗忘了。这小镇上至七十岁的老奶奶，小到三、四岁的细娃，都叫他“何大哥”。这样的称呼，并不是因为辈分，而是大家都觉得这样顺口。
回想起来，何大哥在岸上的日子并不多，但他在我们细娃中间却是很得人缘的。他有几个绝技，很令我们这帮细娃景仰。一是拿大顶，能用手倒撑着走完一条七、八十米的街！二是会吹笛子，不是那种按住笛子孔，能发两个音儿的，而是能吹出许多曲调的。每次他一吹笛子，连路过的小鸟也要停在屋檐上认真倾听呢。三是会讲故事，天南地北，历史地理，总有讲不完的有趣的事。
何大哥的住房实在是称不上住房的，只是在一个狭窄的巷道两边垒上几块石头罢。但他找来水泥、灰浆，把墙抹得整整齐齐，屋子里家什不多，也都干干净净。看着倒很有家的味道。
在船上，水搭伴们的装束就是一根布带，把跨搂紧了，其余身体全暴露在阳光下，晒成了古铜色。有些不讲究的水搭伴，上岸后也还是这样的装束，人们也见怪不怪。但何大哥却习惯穿戴整齐。他有一顶帽子（现在想来有点象美国西部牛仔帽），那时在小镇是很时髦的。每次他戴着这顶帽子在街上走，我们都要争着戴一戴，然后摆出很神的样子。
何大哥是单身。我们很奇怪，象他这样的人（除了绝技，何大哥实在是长得很英武的，年轻时，一定是很讨女人喜欢的），怎么会没有老婆呢？
一天，邻居杜二妹很认真地告诉告诉何大哥：“长大了，我一定嫁给你！”——杜二妹才五岁，比我小一岁！那时，何大哥正吹着笛子，我们一大群细娃围着他。他停下来，哈哈大笑。然后抚着杜二妹挂着鼻涕的脸，也认真地说：“好，何大哥等你长大！”
听父母说，十多年前，何大哥在下河湾救起了一个年轻的女子。那女子在何大哥那里养了一个月伤，看到何大哥的勤劳善良，很属意于他，愿为他浆洗衣服，做饭扫地。街坊们都为何大哥有这样的好运气而高兴（再说，那女子也还清秀）。但何大哥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
等那女子养好伤后，亲自把她送回了家。后来，这个女子认何大哥做了干哥哥，不时来看望他。再后来，一起来看何大哥的又添了那女子的丈夫和孩子。那孩子和我差不多大，见到何大哥，很欢喜地叫他舅舅。而丈夫是典型的乡下人，很憨厚，没什么话说，总是傻笑。这一家子是我们看到的何大哥的唯一亲人。
何大哥并不是松溉人，虽然在松溉过了近三十年，但他仍带着浓重的下江口音（学他的口音，也是我们的一项乐趣）。关于他为什么会到松溉来做水搭伴，有很多种说法，但我最愿意相信的是这一个：何大哥是个卖艺的。那年和他一起到松溉来的是他和另外一个年轻女子，他吹笛，那女子唱四川清音（奇怪，这两个人其实不是来自同一地方的。怎么碰到一起，搭伴卖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他们在松溉唱了两场，并没有获得什么好收益。战乱年代，四处卖艺的人很多，况且，大家都为着自己饱肚皮挣扎着，实在没有闲钱拿来打发的。两人默默地离开松溉，准备搭船去朱扬溪，谁知，船行不远，翻了。那次大约淹死了十多个人，其中就有那女子，但没有见着尸首。
于是何大哥留在了松溉。后来做了水搭伴。
何大哥在江上救起过很多人。但不会有和他同行的那个女子了。
何大哥什么都好，就一样让街坊们担心：喝酒。其实，没有一个水搭伴是不喝酒的。但像何大哥那样的喝法，看着也实在让人心惊：他每次喝酒，都要喝一斤多——六十度的老烧酒呢！居委会魏奶奶劝他：“何大哥，你就少喝点吧。喝多了伤身呢。”何大哥笑笑：“大姐，我就好这一口！”魏奶奶叹口气，没说什么。想想也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喝点酒又算什么呢。
但后来何大哥却不幸因了喝酒而终于成了真正的水搭伴了。
那天不知是哪个的生日，一群水搭伴凑到一起，在一艘乌蓬船上喝酒。大家猜拳行令，很是闹热。喝得东倒西歪时，何大哥说他到船舷边去解溲。谁知，到了船边，却直接走到江里去了。是夏天，正是涨水季节，尸体一直没找到。
后来，魏奶奶直叹气：“我该劝住他别喝酒的。”
何大哥去了很久，小镇还有人念叨他。
“大前年我的夹壁破一大洞，还是何大哥糊的呢。”
“我生孩子那年，要不是何大哥黑夜冒大浪为我请来大夫，恐怕早已......”
这样的一个人，死了，却一直让人记得。
我的朝花夕拾（二）：火工和尚
（玫瑰水手）
在我出生的年代，和尚已经很少见了。菩萨都被红卫兵们革了命，和尚当然更是无处容身了。
松溉原来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寺庙，叫东岳庙。足有八大殿三十六小殿。那时，东岳庙的香火是很旺的。观音菩萨生日的时候，川江边码头上停满了运送香客的木船。前来上香的香客绵延十数里远。可是，这样的盛况我却无缘得见了。遭了几场大火，革了几年命，那里早已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了。
东岳庙的和尚是很令人尊崇的。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个大庙。香火一旺，和尚们自然就成了得道高僧；另一方面，庙里每年都要赈济饥民。衣食之恩，最容易换取普通百姓的无上崇敬。就是庙里的火工和尚，走到街上，人们也是争相问好的。东岳庙里光火工和尚就有四、五十号！火工和尚其实并不是和尚，而是庙里的杂工，烧饭、扫地、种菜、卖香火等，因为住在庙里，穿的也是僧布做的衣服，大家肉眼凡胎识不得，就叫他们火工和尚。火工和尚也吃素，但可以娶妻。娶了妻的火工和尚就只能住在庙外面了——大概是怕人间夫妻的幸福生活引诱了清修的高僧们吧。
刘传德就是这样一位火工和尚。
刘传德就住在我家隔壁。那时，东岳庙早已被砸得乱七八糟。庙里的火工和尚也都解甲归田。刘传德小有积蓄，在庙里多年，又做不得庄稼，只好在镇上开了个小铺面，卖些油盐酱醋度日。火工和尚一般都是有妻室的（那时，由于火工和尚衣食无忧，还是远近姑娘们眼中的香饽饽呢），但刘传德没有。在庙里多年，他是一个人，出来了，还是一个人。
刘传德在庙里的工作很清闲，就是每天早晚打扫大雄宝殿。说起来清闲，一天也要仔细地干上两三个时辰。洒水，扫地，洗香炉，给菩萨拭灰尘。其余时间，他就负责大殿外庭院的清洁。那时，香客很多，常带进些果皮纸屑，人家往地上一扔，他就赶快去拾起来。所以，大殿从里到外，整天都是很干净的。
刘传德差点就做了和尚。
一天，住持大师晦明在大殿为众僧说佛（说佛无非就是照着佛经念一遍，并不作讲解）。那天讲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无非是佛的一些言行。当讲到“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众僧俱凝神聆听，却突听得门外一声轻笑。晦明放下经书，喝问：“谁！”却见一火工和尚诚惶诚恐地站在门口——正是刘传德。他闲时常听和尚们念经说法。其它如金刚经、多心经等，唧唧呱呱，甚无趣味，独这楞严经，讲些佛门中事，却把他吸引住了。听得有趣，忍不住笑出声来。见住持大师责问，他忐忑不安地站住。
晦明是个和颜悦色的老和尚，他见刘传德听经文而发笑，便道：“你进来，且说说你为什么发笑。”
刘传德进去，道：“大师，我听说如来佛三十二相都是美男子，所以发笑。”
晦明不耻下问：“愿闻其详。”
刘传德：“我听说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里却又说如来常幻着美男子。看来佛也似人间，爱慕虚荣，所以发笑。”
晦明也一笑，道：“相由心生，佛祖是真心性净明体啊。”
刘传德悟道：“那是我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了。谢谢大师。”
晦明见自己传法，众僧俱昏昏，而一凡夫竟略有所悟，便欲收刘传德入寺。刘传德竟拒绝了。
刘传德后来跟大家讲这一“事迹”时，眉飞色舞，好不得意，是否添油加醋，以壮行色，也未可知。问他：“你为什么要拒绝当和尚呢？”他愣了愣，只轻描淡写地说：“整天给菩萨们擦灰尘，也不是什么神圣，不过是些泥塑木雕罢，要我对它们顶礼膜拜，还真难勉强自己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答案。
一年，庙里的和尚去给这镇上一大户人家做道场，他跟去打杂，却和这家的小姐两相有了情意（忘了告诉大家，刘传德是个极漂亮的人物，口音也亮，唱两句清音来是十分动人的）。晦明要刘传德入寺做和尚的时候，他正做着他的春秋大梦呢！但这样的春秋大梦当然不能如意。那家小姐要死要活，却最终还是嫁到别处。刘传德也还是在庙里安静地做他的火工和尚。一切都好象没有变样，日子还是按原来的轨道慢悠悠地转悠着。
我第一眼看到刘传德的时候，他已经是我家隔壁这间杂货铺的老板了。这是个可爱的老头。他的店铺外面有一个石质的高高的柜台。我们总喜欢在那里爬上爬下，他并不恼，只是笑嘻嘻地看我们游戏。后来，他还把货架搬进了屋，把柜台完全地让给了我们。
大概是1980年，松溉镇组织了自己的川剧团，刘传德在里面客串老生，站上台，有板有眼，还真是那个味儿！快满七十的时候，刘传德才娶了个老伴。老两口都慈眉善目，活菩萨似的。
这两位活菩萨，也都离开我们十多年了。
我的朝花夕拾（三）：鬼工
（玫瑰水手）
鬼工这个词，光看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了。在七十二行里，有谁能找出一种职业叫鬼工的呢！可是，我们松溉就有个做鬼工的，叫叶老大。
叶老大这个称呼，叫得很没有道理，既称老大，必有老二，甚至老三、老四、老五……可叶老大既无父母，更没有兄弟姐妹。他是个独夫。
旧时的松溉，算命看风水，偷拿扒抢，都算一行职业。鬼工却不是什么正经行当。同样是做死人生意，鬼工这一行，既不比卖寿材花圈过桥灯的生意人受人敬重，也不比帮人抬棺材做孝子哭丧的帮闲来得光明。在松溉，鬼工是个顶让人瞧不起的职业——鬼工是专门处理无主尸体的。
叶老大的工作很清闲。
一是捞“水搭伴”。
松溉靠川江，镇东头有座东岳庙，庙门下正是川江的一个大回水沱。“水搭伴”（松溉人对水淹死尸的称呼）顺江流下来，多半在这个回水沱回旋。“水搭伴”到了这个地界，不能不管。可谁也不愿管——谁愿触这个霉头呢！这就用得着叶老大了。
叶老大的水性极好。人说他在水底能呆半天。这是夸张，极言其能，但也足见叶老大的水上功夫！东岳庙回水沱逆流、滩险，别人不敢在这儿下水，叶老大去。一有“水搭伴”冲下来，叶老大就脱得精光（不能穿裤子，怕被水底的礁石挂住了），扑通下去，一会儿就把它拖上来。“水搭伴”的衣服一般都大体完整，叶老大就先掏掏它的衣袋，看有什么没有（“水搭伴”身上的东西，原则上鬼工是可以任意取用的）。有时能掏到几块光洋（这种情况绝少），有时只能掏到几片烟叶。要是死尸什么也没有，那叶老大不是白费力气了？哪能呢！镇上的商户组织了一个慈善会，各凑几吊钱，死人失天火，备几块薄板，几串铜钱救急；平时预备几样常用的中药，供看不起郎中的路人和丘二取用；逢节遇灾，立一大木桶施粥；还有就是管这“水搭伴”。叶老大把“水搭伴”拖到岸边，用一根草绳把“水搭伴”的脚栓了（他这跟草绳不知栓了多少“水搭伴”），挂在礁石上，让“水搭伴”漂在水里“保鲜”。然后叶老大就找来慈善会的人，先验明正身，确系淹死鬼，慈善会就出五百钱，算叶老大的劳务费。“水搭伴”还放水里，等亲属认领。三天后无亲属认领，叶老大还管埋。
二是埋“路倒”。
外地的叫花子或旅人，到了这地界，因病或饿，死在路上，叫“路倒”。倒在谁的地盘就由挨得最近的店家负责。先报官登记，然后出钱掩埋。镇北有一块荒山，是官地，专埋这种“无主尸体”。店家报完官，又找上了叶老大，让他扛去埋了。几块薄板钱，挖坑的人工，酒饭钱……总可以有三四块光洋。叶老大把死尸扛了，用破席子一卷，甚至不用破席子（哪有那么多破席子呢！），就用几根高粱杆包了，扎紧，扛到官地，随便掘一个坑，扔里面，胡乱填上土，完事。
不过，为了无愧鬼神，叶老大照例还点两柱香，烧几张纸钱，磕几个头。另外，还要在坟头留个记号——以防死者亲属来认领。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种“路倒”有谁来认领呢？所以，叶老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
叶老大有了钱，有两个用度：一是喝酒，二是赌钱。
喝酒，叶老大一顿能喝一斤白干（六十度的老烧酒），而且不就下酒菜。赌钱，有输有赢。几个闲汉在青石板上划几个格子，捡几块石头，“喊三”。叶老大的手法实在不高明，总是输的多赢的少。不论输赢，叶老大都春风得意。
有死人的时候，叶老大总是醉着呢。可也不能一年到头老死人呀！没有死人的时候，叶老大靠什么活呢？
松溉是个百日场，商铺很多，但没有人请叶老大做事——都嫌他身上有股死人味道。叶老大闲时就在镇上转悠，吃饭时去饭馆门前一站，店家就吓得赶忙给他端出一碗剩饭，催他快走。于是，大家就都觉得叶老大很令人生厌，合计要把他赶出镇去，但终于没有——也许是那个年头死人太多吧。
解放后，镇里搞合作社，叶老大转行做了屠工。那时，物资是极其匮乏的，作为屠工的叶老大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受人尊敬的叶老大还是好喝酒，赌钱，但没有人觉得他身上有股难闻的死人味道了。
我的朝花夕拾（四）：校歌
（玫瑰水手）
过去的许多东西，都被人忘记了。
比如这首校歌：
碧汇三河映校旗，
莘莘学子正是少年时，
全川中校倡第一，
莘莘学子！莘莘学子！
业精于勤莫荒嬉，
名誉善扶持，
少年！少年！
逝去光阴一去不复还，
莘莘学子，庆今天，
去做中流砥柱，
务使我永川中学校徽常新鲜！
记得这首歌的只有一个人：校工老周。
老周真是老了，背佝偻着，脸上皱纹很多，很深，目光很凝滞的样子，老是看着一个地方。他不爱说话（有不爱说话的老头儿！），整天不是操一把很大的扫把扫过道，就是端把椅子坐在门口，抽叶子烟，看学生们在宿舍前打乒乓。
打乒乓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老周还是老周。
老周解放前就在永中当校工了。永中建校，占了他家的地。老周当校工，是天经地义。学生们觉得老周好象生下来就是校工，想不出他干别的事会是什么样子。
老周早该退休了，可是他不退休。退了休干什么呢？老周一辈子没结婚。这样的人，年轻时应该有点风流韵事，可他根本没有。真气人！
老周的活不多。打扫过道院子。搞传达。外面有什么人来找学生，他就站在传达室门口对宿舍楼上喊：“卢有银，有人找——”他的声音很洪亮，和他瘦小的身子比起来，很使人惊诧。老周有一本点名册，可他从来不用。一说谁，他就知到班级、寝室、长相、习惯。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好的记性——那时，全校有八百多名学生呢！另外，老周还管炉子。传达室外面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窗台上几个砂罐。有学生病了，不开西药，开中药（那时，大家还迷信中药，认为西药治标，中药治本，况且中药便宜），就拿到这炉子上来煨。药煨好了，老周把砂罐端到窗台上，在炉子上顺便烧一壶水。有些学生没打到开水，下了晚自习，就到老周这里来灌。久而久之，到老周这里来灌开水的，似乎比到锅炉房的还多。老周烧炉子是义务的，并没有谁要他这么做。
老周不爱说话，一说话久、就提解放前。说解放前没这么多学生。学生几乎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穷人家的孩子，穿补丁的衣服，一件衣服夏天穿了冬天穿——不象现在的孩子，衣服旧了，就扔了。解放前，那时老周该是很年轻的。老周年轻过吗？难说。他应该生下来就这么老了。
老周完全没什么特别的。穿着，神态，举止，都是一个老人。
这样一个人，很不好写。
哦，对了，老周老爱哼一首歌——就是前面所说的那首校歌。歌词很文，不好理解，调子又很难哼，可老周却把它唱得很熟悉（老周不识字）。
为什么老周总爱唱这样一首大家都不记得的校歌呢？有时我想。
离开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老周竟然是这首歌的作者之一！
学校清理旧档案。一个老师在一本很旧的毛边本子里，看到关于校歌的记述：
“‘新鲜’一词，曾作‘光辉’、‘鲜艳’……争议不定。后校工老周（那会儿大家就叫他老周了！）在旁打扫办公室，脱口而出‘新鲜’。
举座拍案叫绝！”
我的朝花夕拾（五）：春妮子
（玫瑰水手）
故乡小镇松溉，镶在川江边的一个山垭口里。石板街行至江边陡然一跌，石阶一级一级地矮下去，是一个小小的码头。码头上整日里栓着几只破旧的木船，只一艘短途载客的机帆船来来往往。
我们家就在码头上，是座小木楼。一半骑在坎上，一半却探出来，由几根木柱撑着。夏天，江水常常涨到木楼下。我每天就靠在木楼窗前往江上望。水鸟，白帆，纤夫，上下客船的鼎沸人声。这天，就看到码头上多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木船——它是带乌蓬的！乌蓬船旁还依着一只小小的渔船，怕连一个人也载不动呢。
我就注意起这条乌蓬船来。
早上，小渔船由一个中年汉子撑了，往下游河湾里荡去，撒下钓钩。乌蓬船尾一个小灶便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一个瘦小的女孩拖着大辫子，猫着腰在那里弄早饭。淘米水在船舷边“哗哗哗”地激起小水花。她一会儿弯进蓬里，一会儿又出来，大辫子在脑后悠悠地起伏。有时，湿柴冒出的浓烟熏得她大声咳嗽。等中年汉子撒完钩回来，靠好渔船，早饭也做好了。中年汉子就端了一个大海碗蹲在船头呼呼地吃。女孩却进到了舱里。吃过饭，中年汉子照例又上街卖前一天收获的鱼儿。并不多，只几斤吧，但可以换回一天的伙食了。汉子回来时，照例还拎一包中药。船上什么人病了？我没见着。中午，黄昏，这父女俩就上渔船，到河湾收钩。回来，船尾又升起了炊烟。
这天，舅舅从乡下来了。奶奶说，买条鱼吧。我抢着说：“我去！码头上有条小渔船呢，那里有鲜鱼卖的。”
我揣了钱，跳下台阶，向乌蓬船跑去。到了。那女孩在船尾熬着药，我踌躇地站住了，在河滩上探望。蓬子里半躺着一个中年妇女，腆着肚子，额上包着一张很大的蓝格帕子。这是她母亲吧？怀着孩子，可是又病了。
那女孩终于注意了我，放下手中的蒲扇，说：“小孩，干什么呢？”小孩！你大我多少呢！我心里说，可是还是告诉她：“买条鱼。”谁知她挥挥手，说：“没有了！”我颓丧地转身要走，蓬子里的母亲却说：“春妮子，后舱那条卖给他吧。”原来她叫春妮子！我站住了，听到春妮子说：“妈，这条是留给你补身子的呢。”母女俩在那里嘀嘀咕咕一阵，春妮子从船尾走过来，气冲冲地说：“卖给你！”
她瞪着我，脸涨得通红，穿一件蓝布碎花小褂。额前一绺刘海。耳垂下的颈项上点着一颗小小的黑痣。我无端地觉得这颗黑痣分外地美丽。
中午，奶奶做了一碗豆瓣鱼，香喷喷地端上桌。可是我连碰都不碰。奶奶觉得奇怪，要摸我的额头：“病了？”我躲开了。想起春妮子涨红的脸，想起船舱里那位母亲，她中午没有鱼吃了。奶奶真是的，为什么要买鱼吃呢！
我又来到窗前。
乌蓬船又升起了袅袅的炊烟。那一家子还是那么平静地生活着，并没有因为一条鱼的被卖掉而有所改变。
有时，父亲上街了，春妮子就在船尾洗着衣裳。一边洗，一边在“哗哗”的水声中锐声唱起歌来。那歌声象小船一样起伏着，宛若水面闪闪的银光，荡满码头。有时，她拎着一个长颈玻璃瓶到街上来买酱油，塑料凉鞋（在船上她总是光着脚的）在石板街上踏出清脆的乐音。我就站在街沿上看她。有一次，我见她在吴二伯的杂货摊前站了很久，拿起一根鲜亮的红绸绳，翻来覆去地看着，却终于轻轻地放下了。这红绸绳扎在她的大辫子上，一定很漂亮的。可惜，后来却被前街的杜二姐买走了。
我想，我有钱了，一定给春妮子买根比这好看十倍的红绸绳。
我这样憧憬着。
可是，有一天，乌蓬船不见了。原来泊船的地方飘着几片烂黄的菜叶。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听说他们是叫“革委会”的人赶走了。说是不能卖鱼呢。怪不得前几天见几个“红袖笼”上了他们的船。
......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再也没见着他们。只是在忙忙碌碌的空隙，还会想起那条乌蓬船，想起那个叫春妮子的女孩。
故乡我倒是回过一次，修了很多楼房，码头也大变样了，新添了两艘大客轮。那么，春妮子怕是早已不以打渔为生，而住上了楼房了吧。
我的朝花夕拾（六）：魔芋
（玫瑰水手）
小巷里，一挑很古旧的木桶。
桶面凹进去凸出来，便成了许多奇特的图案。原本是黑漆衬底，金粉涂饰，但终于便班驳，东一条西一块，露出木质，却并不显木质本色，苍黄苍黄的，织成一张老人的脸。桶的脸古旧，古旧映在老汉的脸上，老汉的脸也便古旧。老汉的脸也是凹进去凸出来，把大半生酸甜苦辣全摺进皱纹里。扁担一头的铜牌“当当”两下，就有底气很足的吆喝声响起：
“魔——芋——热的哟，晌午菜哟！”
街边窗口便“吱呀”荡开，探出一个头：“魔芋！”
于是木桶便很矜持地在石板路上立定，静静地等候。那头便飞快地缩回去。一会儿，一身蓝布或蓝布上洒着碎花的身影就从门口轻轻地踅出来。那手里拿着一个碗，碗上，也有些蓝蓝的碎花，
“两斤——”
揭开桶盖，一团热乎乎的白气冲上来，把人影冲得晃荡，鼻子眉毛并住一处，但很快就散了，显出下面那璞玉来。一只手在桶里一晃，便飘起柔和的一团，秦俑般的土色里透着棕色，半透明的，合着暗红的星星点点。再一抖，便滑进了秤盘，在晌午热烘烘的太阳底下熠熠发光。却终于被细细地分割，倒入那人的碗中。拌上酸咸麻辣姜葱蒜，一股香味便立即在石板街上暖融融的空气中飘溢开来。街边窗口便又探出几个头。老汉的生意就热闹起来了。
买了魔芋的人，或者喜滋滋地端回家，摆在桌上，神气地对家人说：“魔芋！”或者就在街边站定，舞着筷子让魔芋和着一份无比的愉悦滑入口中。吃完，抹抹嘴，咂出些有滋有味的“啧啧”声，也飘散在暖融融的空气里。
于是，木桶便稳重然而得意地升起。“当当”两下，底气很足的吆喝声便又响起：
“魔——芋——热的哟，晌午菜哟！”
吆喝声在小巷里向天空扩散，扩散成一支绵长的歌子。
小镇人便好象对那阳光、那空气、那被踩得光滑了的石街一样，对这吆喝也熟视无睹了。然而，终于有一天突然没有听到老汉的吆喝，大家便忽觉不安，如同遗失了什么物件。才知道，便如同那阳光、那空气、那石街一样，这吆喝声也是缺不得的。
但这只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省里有人下来采风，发现了魔芋老汉的古木桶，要收购为文物。钱无疑是老汉生平未见过的多。但第二天木桶便又出现在小巷，随着“当当”两声，照常响起老汉有滋有味、热腾腾的吆喝声：
“魔——芋——热的哟，晌午菜哟！”
我的朝花夕拾（七）：家乡的野菜
（玫瑰水手）
春天，蔬菜的种子才下地，挣出几片怯怯的下芽。这时，野菜却遍山遍野地长起来了。
“三月三，茼蒿下米汤。”茼蒿最先出来。茼蒿有一股很烈的中药味，街邻据此称可治昏病。祖母常采来炒着吃，我却不大喜欢。周作人引用顾禄的《清嘉录》云：“因谚有三月三的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这是吴地的习俗，我们松溉却用茼蒿。摘几片茎叶，放在灶头碗柜，能拒虫蚁，特别是偷油婆（蟑螂）。
茼蒿不多，生存期也短，二十来天就过去了，常有乡下小孩子用篮子盛了来叫卖。不论斤两，一束一束地栓了，几分钱一束。“茼——蒿——菜哎——”尖嗓子，声调极高，脆，长声悠悠。最后一个“哎”字拔上去，颤一颤，滑下来，极有音韵。我不爱吃茼蒿菜，却爱听这叫卖声。现在这种菜很少见了，长在地里，多半被人锄去；长在野地，谁也懒得去采。今年春天见学校门口有人卖茼蒿，洗净了散放在篮子里，几乎无人问津。许多人不认识这是什么菜，卖菜的青年解释说：“茼蒿菜，治昏病呢。”想来，他小时侯也沿街叫卖过茼蒿吧？
湿踏菌是小孩子吃的玩意儿，似乎并不属于菌类的一种，而属苔藓类了。春天雨水多，潮湿，湿踏菌是水气的产物，在背阴的地方贴青石长了，象苔藓，却呈半透明。湿踏菌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极润极柔，入口即化。采来，洗净，在开水里滤一滤（不能过久，久了，就会化成水），拌上酱醋辣椒，不能下饭，也不能填饱肚子，但可以吃着玩儿。
这是小孩子的宠物，大人极少属意于此。但因为废佐料，轻易不得食。街坊上倒有一个大人爱吃，陈三伯。他是大地主的后人，本来在外地教大学，文革时被发配回乡。他一边吃湿踏菌，一边捧着《毛选》细看。看到兴致处，猛夹几箸；愤怒时，弃箸叹息。这在我们看来，非常有趣。这样一个认真学习《毛选》的人，怎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呢？陈三伯后来又回去教书了。不知他现在还吃不吃湿踏菌。他要是吃湿踏菌，一定会想起那段生活的。
窄耳根又叫猪鼻孔，可是形状既不象耳朵，也不象鼻孔。每年开春耙田，田边地角极多。我原以为这是故乡的特产，后来到过很多地方，才知道到处都有，但我仍愿意相信它是家乡的野菜。摘耳根应该凉拌了吃，有股闷鼻子的怪味，很多人吃不惯；但也可以晒干了泡茶喝，据说可以消食，饭后饮之最宜。我们那时是常常在田边采来，就便在水田里胡乱洗了，入口生吃，味略酸，生津，可以当得零食了。
有儿歌云：“摘、摘、摘窄耳根，一摘摘到大河礅，捡到一根花头巾。花头巾，想我还，要请姑娘坐花船（即花轿）。”我们那时常唱，却不大理会歌中的意思。
春天将尽，天气热起来。满天星在路旁地边“滋滋滋”地冒出来，一夜之间就铺满空地，浓密的小圆绿叶儿，不留一点空隙，一大片一大片，看着让人心里凉丝丝的。满天星是开花的，开小白花，但极少，只有米粒儿大，藏在叶子底下，不易发现。祖母说，天上的流星掉下来，就变成满天星的一粒小花（所以叫满天星），这找着了，就会娶个漂亮勤快的媳妇。于是，我常到地头去找，一找找老半天，有时找着一粒，就满心欢喜地交给祖母看。祖母郑重其事地收起来。谁知，到了夏天，她却用这些小花泡茶给我喝，说是清热降火呢。我也并不计较，来年还去找。
满天星茎叶太娇嫩，经不得炒、炖，不能单独作菜，只能用来炒鸡蛋、包饺子，添一味清香，并不作裹腹之用。
我的朝花夕拾（八）：采蕨菜
（玫瑰水手）
小时候，我寄住在外婆家，外婆家靠着一座大山，叫黄瓜山。有山就能长蕨菜，每年三、四月，遍坡都是。
外婆那儿，古风里有一种习俗：采蕨定亲。所以本地人也把“采蕨”叫做“采亲”。每年蕨菜长满山坡的时候，满娘（姑娘）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扎着鲜艳的红头绳，挽了精致的竹篮，上山采亲。采着采着，就会采到缠有红布带的蕨菜，红布带是大仔（小伙子）栓上的。这时，那大仔往往就在近旁，吼歌子呢，吹笛呢，喊山呢。满娘乐意，就红了脸把红布带蕨菜采在篮子里，红头绳扯下来往地上一扔，扭身就走。大仔就乐颠颠地把红头绳揣进怀里，对着满娘的后影儿高声唱：
红布带，红头绳，满娘羞得不见人。今天躲，明天哥，后晌咱俩一个窝......
刈麦的时候，大仔就帮女家刈麦。麦刈完了，如果女家中意，插秧时还留下，就算是这家的女婿，可以迎娶新娘子了。成亲那天，红布带蕨菜高高悬在门楣，远远近近的人就都来喝喜酒。
可惜，这种习俗到了我外婆这一代，早已不盛行了。只有关于这事的歌谣留下来，供村里的细仔（小孩）撅着光屁股在尘土里尖声尖气地唱：
蕨菜蕨菜象根筷，两根合起好拈菜；蕨菜蕨菜系根绸，满娘嫁在东湾头......
后来，读了书，识了字，偶尔翻开《诗经》，见到采蕨的句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见，我心则说！
想来，这借采蕨会情郎的诗句，就是描述这种习俗的吧！
蕨菜本来是很平常的野菜，采回来用碱水泡，去其苦涩，然后晾干，可炒，可炖，可煎麦粑，也可用盐腌制起来，装进坛子，能吃到第二年。因为多，贱，日子艰难的时候，蕨菜大多与其它杂粮作山民度饥荒用。后来日子红火了，蕨菜却再也离不得，家家厨下仍装了几大坛子。
像其他地方的针线活一样，这里的满娘的本事全在蕨菜里头。同样的蕨菜，不同的做法，加不同的佐料，能干的满娘能制出二三十种花样来，使一家人整年吃蕨菜都不会厌口。
虽然平常，但蕨菜却是农家走亲串户必备之物：麻糖、糍粑、蕨菜、双黄鸭蛋。四色礼品，缺一不可。既朴素，又体面。
后来，蕨菜又进了城，一束一束的用细绳栓了，摆在店里显眼的地方。店门外还要挂一块大招牌，白底黑字：蕨菜。
近年，家乡又办起了蕨菜加工厂，加工成盐蕨菜、酸蕨菜、酱蕨菜、蕨菜辣丝、蕨菜豆豉......蕨菜竟伴随家乡人民走向了全国，走向了港澳东南亚，被称着山珍。
虽然是山珍，因为并没有人特意去种，所以还是野菜。
我的朝花夕拾（九）：菜豆花
（玫瑰水手）
现在的孩子，还有谁会唱这首童谣呢——
“推磨儿，拉磨儿，磨豆花儿，请大娘，大娘不吃菜豆花，打烂沙锅‘嘣、嘣、嘣’！”
在我小的时候，菜豆花可是稀罕的物什呢。记得在那时，家里来人来客，爸妈经过艰难的合计，总是说：“磨菜豆花吧。”我们姐弟几个就很勇武地争着去推磨。
菜豆花是很经济的。豆子磨成浆，入锅煮，同胆巴点了，沉淀，滗去清水。然后和了蔬菜和少量的肉末，加上佐料红烧，味道鲜美得很。在那时的我看来，便是天下第一菜了。菜豆花既节约开支，又顾全了主人的脸面，所以那会儿待客，它总是主菜。
我们家是不常吃菜豆花的。一家九口人，老老小小。爸妈在镇修缮社做工，每月拢共七十多块钱。大姐可以挣工资了，但弟妹都还年幼，只好留在家里做家务。我们总盼着能吃上一顿菜豆花，年节是一定的，心急也不能早到，便盼来客。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到门边去看，看门框上吊下蛛网没有：“想不忙，早起床；蜘蛛门前吊，晚上有客到。”
有时，果真就有客到了。我们家几经搬迁，亲戚渐渐疏远，常来的是舅舅。舅舅的衣着，即使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也显破旧。但他总是笑着，从口袋里掏出新鲜的山货，教我一些有趣的东西。有一次，他教了我这首童谣。我问他：“为啥‘大娘’不吃菜豆花呢？”舅舅笑了：“这是反话呀。说她抢得凶，把沙锅碰翻了。”真的呢，这么美味的菜肴，不抢翻沙锅才怪！
说来不相信，菜豆花还能治病！那时，我拉肚子，痛得厉害，一天拉五次，人都脱形了。找医生看。打针，吃药，全没用。什么也不能进口，却想吃菜豆花。父亲说：“拉肚子呢，咋吃得？”母亲却心疼了：“看孩子怪可怜，煮一顿吧。”终于破例煮了一顿菜豆花。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小小的肚子撑得滚圆。第二天，病竟不治而愈！跑去告诉医生，医生不信。我记得那是个老人。他抚着自己的秃顶，连连摇头：“怪事，怪事。”
就这样，菜豆花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后来，日子好过起来，不经意中，菜豆花慢慢地从饭桌上消失。要推磨，要煮，要用胆巴点，还要加蔬菜红烧，谁也懒得去费这一番工夫了。再后来，我们搬离了小镇，住进了城里。菜豆花连同那个磨豆子的笨拙的石磨，永远只是记忆了。只是偶尔举箸，还会想起那首童谣，若有所失。
这年春节，搭车从某县城过，看到路边一副大招牌，右下角一行小字：“菜豆花。”那么小的字，又在毫不起眼的位置，我却一眼就看到了。赶紧下车，要了一碗。菜里加了火腿，腊肉，香菇，黄花，油汪汪地诱人。夹了一口，味道竟大不如前。几箸下来，终于败了兴，怅然而去。
已非斯时斯地，没有了当初吃菜豆花的心境，就算是原来的味道，也不再是原来的菜豆花了吧？又怎能品尝出其中的美味呢？
我的朝花夕拾（十）：锅锅宴
（玫瑰水手）
我现在对于小时候冬天的记忆，仿佛就只有“锅锅宴”了。
那时，冬天常常下雪的，家里总生了一个用破瓷盆糊的小火炉。炭，是炉渣堆里捡来的。傍晚，一家人围了火炉，通红的炉火映了各人的脸，都暖暖的。炉火上炖一只乌黑的缺耳朵的小铝锅，翻滚的水，一小撮盐，几滴油，少许干辣子——这就是锅锅宴了。
说是“宴”，实际寒碜得很。那时并没有什么吃的，就萝卜还贱，零卖两分钱一斤，整挑买只算一分五。我们家总是成挑买的。大部分切了，挂在屋檐下，制成风萝卜干，使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小部分堆在屋角，供冬天的食用了。傍黑，洗净，一片一片切了，莹白地在烧箕里盛着，上面滚着些火的红光，在人的心里映出些暖暖的渴望。待到身子烤暖和了，水也便烧开了。把那一块块白玉投进去，不一会儿香气就钻了出来，满屋子的空气也都有了生气，活起来。若是爸爸先前还讲着故事，这会儿也停了下来。大家都静静地聆听铝锅里“啪啪啪”的歌子，心里有种痒酥酥的快活。
有时，能有一小撮葱花，最好的时候，汤里甚至能有几根肉摊上卖剩的骨头，洒上些姜末，那香味就愈飘得悠远。仿佛整个冬天都在这股暖融融的香味里愉悦的呼吸。
煮熟了，揭开盖子，一股白气冲上来，对面的人影便如在水面一般晃荡，仿佛醉汉立不住脚。白气散开，是一片一片的白玉，在清幽幽的汤里半沉半浮着。大家看着，就都举箸。
这时，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还吟了几句：
“清水浮白荷，
玉泉涌珍珠。
而今夹一块，
三月不食肉。”
边吟，还边摇筷子晃脑袋。
其时，正是“文革”后期，爸爸“走资派”的帽子还戴着（他戏称节约了买帽子的钱），上班之余，居委会安排他扫大街。妈妈从火柴厂要了些材料回家，让我们几姐弟糊火柴盒，以补贴家用。糊一百个火柴盒，才两角钱。爸爸小诗的最后一句，倒是实情。
可是，每晚围着炉火，这一切就都抛在了脑后。
我人小，够不着，面前放一只碗，都给我夹。爸爸每夹一块，就说：“来，吃块鸡腿。”“给你个燕窝。”一会儿就堆了一大碗，往往倒比父母哥姐吃得多些。有一次，邻居杨二娘疑惑地问三姐：“昨晚你们煮什么吃呢？又是鸡又是鱼的。”我在一旁不禁大笑。
但这并不是吃着玩儿，而是代替晚餐的。
我就吃着萝卜长大了。邻居都说我们家的孩子长得水灵，想来就是吃萝卜的缘故罢？
整个冬天，我们家的炉火都是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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