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是应运而生的文体典范。在汉代，五言的崛起阡陌与后来居上在后人眼中造成了喧宾夺主的印象。后人在论及汉代诗歌时，往往以五言古诗为其马首，这就忽视了创作主体的问题。五言古诗托名枚乘、李陵等人，事实上却如钟嵘所言：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后世有论纷纭，大致皆以其作者为不可考。另有五言叙事诗《羽林郎》、《董妖娆》的作者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亦不可考，实与“无名氏”无异。可知五言古诗的作者概非当时名家。两汉（建安以前）实则是缺乏诗情的时代。文人多埋头理赋，雅不见登高赋诗，今存汉代文人诗数目亦殊可怜，而如前所述，占最大比重的还是骚体歌咏，而且以骚体歌咏中激情最多。这一局面的改变则须迟至建安的“五言腾踊”，即文人突然大量地写作五言，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此前，汉少帝刘辩遭鸩之前，与唐姬起舞抗袖，相为歌云：
“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皇天崩氏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天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
这两支鲁迅所谓的“楚歌”不仅唱出了亡国殁身之恸，实际上也宣告了骚体歌咏的无力回天。从《垓下》、《大风》而下的这种直率豪旷的清歌形式，终因其平板肤浅、容量狭窄及“歌永言”的落后形式而遭致抛弃。但在此之前，骚体歌咏至少在精神领域号令着汉代诗坛。
由于诗歌日益脱离歌咏形式，同时赋却日益诗化，对新兴的五言而言，在保持其在下层社会时的良好声貌的同时，对过去的继承更多偏爱于赋而非骚体诗。当然这是仅就形式而言，在精神层面上谁也阻止不了它们彼此的薪火相传。
五言基本上没有七言如“柏梁”之类的古韵文情况！现存冯衍《车铭》一首：
“乘车必护轮，治国必安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
此已迟至王莽时，尚且体格粗陋，与民间俗谚相同。固不及“柏梁”等为文人敷写。
五言也决不会由骚体蝉蜕而来。刘勰却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分明是认为“兮”字是可有可无的。是以刘勰认为：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
以《孺子歌》为五言“全曲”。而如前所论，《孺子歌》的句式在骚体歌咏中是绝无仅有的。遍寻“楚辞”及汉代骚体歌咏，绝少复有类此“*****兮，*****”的。因此《孺子歌》删去“兮”字虽可得差强人意的五言，但只是个例。而绝大多数的骚体句子，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如：《九歌·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若删去“兮”字，确成五字句，但与后世五言句式前二后三的自然语气停顿如“床前——明月光”绝不相同。
汉代删夷“兮”字，首先从郊庙歌辞开始。由于郊庙歌辞须符合“雅”、“颂”的规范，那么代表一种“风”情的“兮”字便只有被割爱了。早在《诗经》里，“大雅”与“颂”两个部分里的“兮”字便只有《大雅·桑柔》的“仓兄填兮”与《鲁颂·有駜》的“于胥乐兮”两处。可见这种情况古来有之，并非如逯钦立所说“（汉代）适有芟削兮字之习”。 当然汉代这种情况确实不少，如《山鬼》被削作三七杂言的《陌上桑》，而《西极天马歌》被削作三言的《天马》。削作五言的则有《郊祀歌》的《天门》；词曰：
蟠比翍四集，贰双飞常羊。假清凤轧忽，激长至重觞。
据王先谦《汉书补注》称原歌当作“蟠比翍兮四集，贰双飞兮常羊。假清凤兮轧忽，激长至兮重觞”。当然也是“去兮法”的产物。但其所得的五言，与《湘君》一样是不合规范的。后世除韩愈等寥寥数人刻意岀奇的作品外，绝少有类此者。
五言既无韵文的体例，又非从骚体中化出，则五言诗之源起，一般来说只剩一种情况，即源出民歌。今存先汉及西汉存有作者姓名的五言作品不过：
《筑长城歌》
虞姬“和项王歌”
戚夫人《舂歌》
李延年《北方有佳人》
（汉古诗及《白头吟》等存疑特多，故不录）
先看《筑长城歌》。汉末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引用它的全篇，但这四句与其上下文无论意义、还是句法，均有明显的引文特征。且晋人杨泉的《物理论》中又单独引用了这四句歌诗。而且其词句朴拙，风格类古。一般说来，当是可信的秦代民歌。
虞姬“和项王歌”文法已惊人地成熟。正因如此，其真伪问题历来争论不止，至今未有定论。不过，即使真是虞姬的作品，因虞姬与崛起江湖的项羽相和而歌，亦当为民间体例。
随后有戚夫人《舂歌》。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楚歌。这可能是根据《史记》所载：
上曰：“为我楚舞，我为若楚歌。”
但却是具体指《鸿鹄》而言，并非这首《舂歌》。戚夫人并非楚人，而是定陶人，地处中原。高相得戚夫人于民间，夫人可能勤习楚舞楚歌以博上好，但《舂歌》却应是流行于中原民间的歌谣体例。戚夫人以遭囚思子之恸，所谓人穷反本，最可能发其乡里之音。
随后又有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其中“宁不知倾国与倾城”，“宁不知”当为衬字，所以在《玉台新咏》中，就只记作“倾城与倾国”，故可以纯粹五言视之。李延年乃中山人。《汉书·李延年传》云：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所造诗，谓之新声曲。
延年以《北方有佳人》一曲荐妹邀宠，揣度武帝乃爱好新奇之人，此歌自当正是所谓“新声”。又据《文心雕龙·乐府》云：“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简之，明贵约也”。既云“增损”，心中必有一个相对完美的长度。“变易新声”与“增损古辞”，是从音乐及文字两个层面进行改革，而从《北方有佳人》来看，确似是五言横空出世的先兆。而且，李延年崛起民间，其故乡中山邻近胡境，延年本人又素与胡裔卫律等人交好，故“新声”所由来，或不脱胡乐的干系。 如逯钦立云：
张骞入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延年籍贯中山，本邻胡境，其所以能造新声，或即以其素娴胡乐之故。则若谓五言之兴，有关胡乐，亦必以汉武一朝定其朔。
逯氏所云，亦出揣测。由于音声销灭，不似文字尚可追寻。此处也只权且附合这种假设。
上面三首西汉五言诗，皆留有作者姓名。西汉尚有五言民歌如：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汉书·尹赏传》“长安歌”）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汉书·五行志》“成帝时谣”）
可见在西汉，五言与七言实在大不相同，主要在于前者没有后者的韵文形式，亦不为上层文人所理会；而前者又毕竟有了独立完整的歌诗作品，尽管还比较粗陋。
上层文人开始写作五言按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始自班固。他“质木无文”的《咏史》被认为是第一首真正的文人五言。但事实上《咏史》与上列五言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歌咏。《文选》注《咏史》作班固“歌诗”。从内容上看，《咏史》并非一昧贯彻班氏肃穆古板的为人，它其实讲了一个小小女英雄缇萦的故事。很象一首教儿童演唱的儿歌，或多或少有游戏的色彩。另存班固佚诗三则：
“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
“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
“延陵轻宝剑”。
虽未标明为“歌诗”。然其内容与《咏史》是同一类型的，皆为演义某一故事，与《陌上桑》等盖同，也与后世的说唱相同。随后张衡的《同声歌》据《乐府古题要解》云：
《同声歌行》，汉张衡所作也。妇人自言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管簟，在下以蔽匡床；思为衾帱，在上以卫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盖以喻当时士君子事君之心焉。
所谓“君子事君”云云，当为通儒附会经义。此歌实以女子口吻记新婚之好，“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等其实是记述甚于画眉之事。张衡另一首五言《定情歌》则仅存佚句，莫可论知。至桓帝时，侯瑾佚句有：
“周公为司马，白鱼入王舟”
“嫫母升玉堂”。
亦如班固《咏史》记传志奇，且“周公为司马”今见于《书钞》，目下明云“歌诗”。
由班固《咏史》与张衡《同声》可以看出文人对五言的轻视态度，班固以之摇吻演义，张衡更以之演写闺床。班固的态度很有意思，因为班固既如此谨严，只合去工赋《两都》，指责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 ，而不该仿效民间俗调的。今观班固传世之作，文赋固然方正可嘉，诗之四言骚体亦端庄可敬，唯有五言有所不同。
这就除非五言的声势已波及到班固这等上层文人，使其虽不以之为雅，亦绝不会以之为耻。逯钦立《汉诗别录》欲证古诗“明月皎夜光”一首是新莽间的作品。 而“明月皎夜光”是秀色可餐的五言佳作，以前应有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而绝不该是突兀产生。因此假若逯说成立，则五言在新莽间就该有相当规模才对。且《韩诗外传》存诗云：
“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
与《古诗十九首》之“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大类。古诗中“客从远方来”，“愿为双黄鹄”，“各在天一涯”、“嘉会难再遇”、“随时爱景光”、“不觉泪沾裳”之类，每每重复。蔡邕、曹丕、曹植等人亦多有“青青河边草”，“弃置勿复陈”、“明月照高楼”之类古诗旧句。《艺苑卮言》云：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缓”字妙极。又《古歌》云：“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岂古人亦相蹈袭耶？抑偶合耶？“以”字雅，“趋”字峭，俱大有味。
以上枚举之多，必非偶合，其互相蹈袭或许是因为古诗本是流行歌辞，声闻泽被之处俯拾俱是。《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可见古诗实为古乐府。西汉既已有“代马依此风，飞鸟扬故巢”，则亦未始不能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五言最终却须抛弃歌咏的形式。考察现存文人五言，不以歌名的当始自与秦嘉《赠妇诗》。秦嘉已仕至郎官，故不当以下层文人视之。其《赠妇》虽也是描写夫妇情义，却感情深沉真挚，出于肺腑，与《同声》有所不同。但也许正由于是赠妇，因此才不用其他端庄的体裁，伉俪之间常以时下最流行的诗体酬答，后世石崇、王献之、赵明诚等人与妻妾赠答游戏，皆为实例。此前尚有石勋《费凤别碑诗》有句如：
“耕夫释耒耜，桑妇投钩莒。道阻而且长，望远泪如雨……”
前两句有似《陌上桑》“耕者望其犁，锄者忘其锄”，而后两句则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而这些本属乐府的句子既被镌于碑石，自是徒有其文而不关其声了。但石氏引文，颇不雅驯，可知五言对文人的影响尚未太深。
五言以其优秀作品如《古诗十九首》等对上层文人进行了情感征服。文人从偶然创作五言到踊跃竞之，历时并不长，而五言在民间就已形成了良好的声貌体例，正是五言一旦进入上层，就迅速波衍开来的原因。五言在民间走向体格成熟，时间也未必迟至东汉，关键是在盛行经术庄严与恢弘气象的汉代，它被上层文人接受不会是一个简短的过程。郑宾于十分贴切地形容道：“五言在汉代已经达到成熟的时期，他在诗中所占的地位是晁盖、宋江的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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